上甘岭战争不止有一个“黄继光”！更多豪举表露 -

上甘岭，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一场战役，这个朝鲜地名被中国人铭记

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齑粉……美国人在战后复盘，后来还曾用电脑推演，却始终想不通，他们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了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为何就是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

那不只是两座山头，更是中国军人的精神地标。每一抔泥土里，都浸透着中国军人英雄的血，闪烁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上万名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这个无法撼动的堡垒。

志愿军战士们在黄继光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图为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阵地上欢呼胜利。

“摊牌”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

“联合国军”发动的此次攻击名为“摊牌”。

此前，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难得的一段相对平静。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交战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两军在三八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到的纬度撕扯角力。到1951年11月以后，战线变得相对稳定，两军对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一样，战场上的平静，酝酿着更惨烈的厮杀。

“摊牌”行动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名字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负责五圣山一线防御的是志愿军第15军。彭德怀总司令在朝鲜战场上最后一次排兵布阵把第15军放在了这里。那次作战会议后，彭德怀把第15军军长秦基伟留了下来，告诉他：“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它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向志愿军“摊牌”的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按照他的设想，上甘岭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夺下这些山头，将迫使中朝军队后撤一千多米，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从而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国际外交的主动，并在板门店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

范佛里特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逢战必先用炮，用则挥霍到疯狂，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词——“范佛里特炮击量”。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范佛里特相当乐观——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5天时间，仅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付出的代价只是200人的伤亡。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佛里特起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上甘岭战役第一天，范佛里特用他的“炮击量”，把三十余万发炮弹和五百多枚重磅航弹砸到了上甘岭。

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山体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碎石和弹片掺杂在一起，堆积了一尺多厚。仅第一天，在火力规模空前的炮击和敌人的十余次冲锋中，负责上甘岭两处高地防御的15军第45师就牺牲了500余人。

范佛里特在上甘岭“摊牌”，出乎志愿军的意料之外。尽管这里经受着整条战线上最大强度的攻击，但15军军长秦基伟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15军配属炮兵的注意力一直在西方山一线，来不及转换阵地。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许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一天时，很多语句近乎检讨。他仍对上甘岭战役之初的“判断失误”致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痛心不已。他坦露自己的心思：“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只是这一次，范佛里特“摊牌”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想要的就是上甘岭的537.7和597.9两处高地。然而，这场事先看起来没什么难度的战斗，却在第一天就给了范佛里特当头一棒。他的“意外”比秦基伟更甚。

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14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联合国军”的记载则是，主攻597.9高地的美第31团伤亡444人，攻击537.7高地的韩第32团伤亡500余人，合计约千人。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联合国军”第一天的伤亡就远远超过了整个“摊牌”行动的预期。更关键的是，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只是在白天攻取了部分阵地，入夜即被志愿军悉数夺回。

于是，“联合国军”增兵，白天攻击，志愿军夜间反击。两处高地的地表阵地在双方军队的撕咬搏杀中不断易手。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评价：“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

作战时间、投入兵力和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摊牌”的原定计划。范佛里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码。15军寸步不让，奉陪到底。

那两处高地的军事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双方为之搏杀的是军队的尊严，比拼的也不再只是装备和火力，更是意志和决心。

“普遍现象”

战事的惨烈程度足以震撼每一个人。

战至18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领了两处高地的全部地面阵地，阵地上的志愿军被迫退守坑道。第45师作战科长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痛哭失声：133团一、三、九连只剩16人；134团一营共剩30人，二营四连剩19人，五连无兵，七连无兵，八连11人……

军长秦基伟叫第45师师长崔建功接电话：“15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国内像15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

崔建功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当晚，第45师拿出了最后的六个连，除留一个连做战斗机动外，其他五个连向上甘岭地区秘密集结，能突破封锁的进入坑道，不能进入坑道的就在距离战线最近的地方隐蔽。

反击的时间定在了19日晚。

崔建功下了死命令，所有干部下派一级，团长到营、营长到连，抵近前沿阵地直接参战。

第135团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带着他的通信员黄继光到了六连。黄继光本就是六连的兵，因为军事素质出众，被张广生看中，不久前刚调走当了通信员。此时，六连自连长万福来以下只剩16人。

597.9高地，志愿军部队在夺回该高地西北山脚后，被美军占领的“0号”阵地的三个子母连环堡挡住了去路。进攻部队几次组织强行爆破，都没能靠近。这时，离上级要求攻上高地的时间只剩下40分钟了。

万福来急眼了。他和指导员冯玉庆一起向张广生请战。没等张广生答应，在他们身后隐蔽的黄继光爬了过来：“参谋长，让我上吧！”

六连通信员肖登良和吴三羊也随之挤过来主动请战。据万福来的回忆，他当即任命黄继光为六连六班班长，肖登良和吴三羊划归六班，由他们去执行最后的爆破任务。

六班是六连的尖刀班，称“大功六班”。在这次尸山血海的战斗中，六班第一个拼光了。连长已经几次抽调剩余人员重组六班，固执地保留着六班的番号，一波又一波的战士，以六班的名义冲锋。

六连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19日血腥的一夜之后，六连包括重伤员在内仅剩8人。撤下重组，两周后重上上甘岭。上甘岭战役期间，六连打光了两次，万福来重伤，连旗却从未倒下，一直挺立至今，战功等身。他们现在的番号之外，还有一个名字——黄继光连。

黄继光带领吴三羊、肖登良冲向火力点。前进到离该火力点三四十米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负了重伤。胸膛被敌人子弹射穿5个洞的黄继光艰难地向美军火力点爬去，终于用力投出了最后一颗手雷。轰的一声，敌人狂吼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

没想到，身后的突击队刚刚发起冲锋，敌人的机枪却又响了起来。原来，主堡大且坚固，手雷只炸掉了一个角。此时黄继光手里已经没有武器了。他瞄了一眼还在吼叫的火力点，爬到机枪口，突然站起来，大张双臂，用自己的身体堵住狂喷的火舌。

在目睹了这一幕的万福来记忆中，黄继光身上的伤口没有流血，英雄的血已洒尽在匍匐前行的道路上了。

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在15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第135团七连二排排长孙占元，双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反击。敌人冲到身边时，他拉响了手榴弹；

第134团八连战士龙世昌，一条腿被炸断，拖着残腿把爆破筒推进了敌人的地堡。刚一松手，爆破筒被推了出来。龙世昌再推，里面的敌人往外挡，里外较劲。龙世昌挺起胸膛抵住爆破筒，直到一声轰响；

……

世界上有哪支军队能像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自豪地宣称这些壮举是“普遍现象”？

面对这样的军队，进攻上甘岭的主力、美军王牌第七师在开战10天后就扛不住了，伤亡2000人撤出战斗。将夺取上甘岭两个高地的任务全部交给南朝鲜第2师，并调南朝鲜第9师作为预备队。对此，南朝鲜人颇为恼火。《韩国战争史》中写道：“军团的这一措施立刻激起舆论，给人一种只顾减少美军伤亡的印象。”

地下长城

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联合国军”始终没能完全占据两处高地，即便他们能短暂抢占地表阵地，往往入夜不久，志愿军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要么夺回阵地，要么给“联合国军”造成重大伤亡后就迅速消失。

坑道，是志愿军屯兵和不断实施反击的有力依托。

1952年春夏，志愿军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半岛的250公里战线上，志愿军构筑了具有20公里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核心的防御体系。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工事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大功。

为破坏坑道，歼灭坑道内的志愿军部队，“联合国军”绞尽脑汁：用飞机、大炮对主要坑道进行狂轰滥炸；在坑道口上面挖掘深沟，用炸药爆破；向坑道口内投掷炸弹、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汽油弹；用硫磺弹、毒气弹熏；用火焰喷射器喷……无所不用其极。

坑道里的日子，不是艰苦两个字可以概括的。有的坑道被炸塌，坑道口被堵，越打越短的坑道里，地上堆放着弹药、粪便，还有烈士的遗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毒气、血腥和汗臭……不但人员行动困难，连呼吸新鲜空气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极度污浊、缺氧的坑道里有时连蜡烛都无法燃烧……

最大的困难，正是电影《上甘岭》里所表现的——水。敌人在破坏坑道的同时，加紧对供给运输线的封锁，切断了五圣山至上甘岭前沿的所有通道，坑道里粮弹缺乏、无水可饮。危急中，战士们饮尿止渴，不但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光荣茶，还规定为保持体内水分，每次由一个人尿，大伙儿轮着喝。后来，连尿都成了稀缺资源，好不容易挤出一点尿还得先保证给伤病员……

坑道里，最难的就是伤病员了。水都没有，何况是药！药运不上来，伤员自然也送不下去。伤口糜烂、无药可用的伤员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士气，用床单堵住嘴。有的伤员牺牲了，咬在嘴里的床单都拽不下来。

尽管药品、医疗器械一无所有，留在坑道内的卫生员却以惊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挽救着生命——夜里冒着生命危险爬出坑道，捡回敌人照明弹上的小降落伞当绷带，找断枪管做夹板……在第15军的军功簿上，有许多卫生员的名字。

从后方到前沿坑道的路程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火线运输员一批批派出去，却一批批倒在封锁线上。包子、馒头、药品、萝卜……前往上甘岭的道路上，多少补给和生命都滚落在血泊之中。

第15军后勤部紧急采购了大批苹果，军首长也用自己的津贴买来水果，在篓子上挂上条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派人往上送。第45师甚至向火线运输员“悬赏”，凡送上一篓苹果者，记二等功。然而，真正能送到坑道里的苹果所剩无几。当一只珍贵的苹果被交到坑道里的七连连长张计法手中时，他舍不得吃，步话员、重伤员、全坑道的战士……转了一圈，苹果又完整地传回到连长手里。最后在连长的命令下，大家才一人一小口分吃了这个苹果。这个苹果的故事，记录在电影《上甘岭》里，记录在秦基伟的回忆录里，记录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

进入相持阶段，坑道“攻不破、打不烂、能攻能守”的优越性显示了出来。

“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口尽是苍蝇蚊子，快洒药水……”这是坚守坑道的部队在呼叫坑道外的炮火支援。志愿军专门部署了炮火，用炮弹给坑道部队“站岗”，指定炮兵群分别支援两个阵地坑道部队的反击。

坑道工事坚固，被公认为是志愿军最终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终美国人哀叹：“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和爸爸山（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打到底，收摊子”

10月30日晚，配属第15军的104门火炮突然发出怒吼，火箭炮拖着尾焰，呼啸着刺破夜空。炮弹暴风般飞向597.9高地和敌军炮兵阵地，志愿军用炮火为决定性反击作直接准备。

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参战各种炮496门，仅相当于“联合国军”投入的一半；共发射35万余发炮弹，不足“联合国军”的五分之一。但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单位面积内集中火炮和发射炮弹最为密集的一次。与参战初期相比，志愿军的炮火已不可同日而语，对抗御“联合国军”进攻和反击夺回表面阵地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评价上甘岭战役的取胜之道时指出，“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

炮火准备过后，志愿军突击队在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数路数波依次发起冲锋，后梯队源源投入战斗，经5个小时激战，击退南朝鲜军多次反扑，恢复了高地上大部分阵地。

此后接连几日，“联合国军”一次又一次反扑，皆以失败告终，597.9高地岿然不动。

11月5日，美国大选的日子。范佛里特和李承晚亲自到前线打气，“联合国军”发动了整整一天最猛烈的攻击。此时，苦战已久的志愿军第45师第135团、第134团已撤出战斗整补，坚守在597.9高地主峰及其南北阵地的是第12军第91团。

早在10月18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领地表阵地时，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就对秦基伟说：“你撤下来，我让12军上！”

王近山绰号“王疯子”，打起仗来是有名的悍将。第12军是王近山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原解放军二野头号主力。不过，王近山那次提议第12军替换第15军，却是在“激将”。

秦基伟血性顶撞：“我不下！死了也不下！”

王近山激将即成，毫不偏私：“15军不下，不过12军也要上，我把12军配属你指挥。”

11月1日，第12军先头部队参战，5日，接替第15军全部防务。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道：“第12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他们的参战“保证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上甘岭战役，第12军打了后半段的20天，以4500多名将士牺牲的代价，收复并牢牢坚守住了597.9和537.7两处高地，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

到11月25日，南朝鲜军第2师撤出，其防务交南朝鲜军第9师接替，从此停止了向上甘岭的反扑。

43天，上甘岭又重新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打掉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正面战线发动进攻取胜的信心。从此直至战争结束，“联合国军”再未动用一个营以上规模兵力发动进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最终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陆军司令官。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上甘岭“作战是失败的”。

败在哪里？克拉克没有说，可能他也想不明白。整个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一方的火力占据绝对优势，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兵力与志愿军不相上下，甚至还要占优势……与战争相关的几乎所有数据，都明显倾向于“联合国军”，但他们还是败了。

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50多名战斗英雄，其中包括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孙占元、胡修道，二级英雄牛保才等。自此以后，“上甘岭精神”是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同义语。美国人算得出兵力、火力，又如何算得出有多少中国战士可以如此舍生忘死呢？这或许是他们“摊牌”前最大的一个失算。

来源：北京日报|记者 董少东

编辑：胡德成

流程编辑：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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