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的要求，是成功的要害 -

记得小时候，我犯了错之后，老人常冷下脸，愤愤地说一句话

“狠狠地揍你一顿，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虽然是嘴上这么说，并未打过来，但却让我信以为真，对所犯下的错误，也记忆尤深，以至于大了以后，面临同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敢轻易去尝试。

同样，大了以后，我仍然会听到一些话：

“那孩子竟敢这样！真是胆大包天，狠狠地砸他一顿，一次就能给他改过来！”

特别是在一些面临生命危险，甚至是劫后余生的事情面前，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也会这么去告诫别人。

给他长长记性，让他知道利害，严苛一点，并不是坏事！

相反的，过分的宽容与溺爱，却总是导致了一些再也无法挽回的后果，甚至是，想去后悔都找不到地方了。

比如，每年汛期到来之际，在河里“不知不觉”就会淹溺的孩子，让人痛心疾首。

在大是大非面前，并没有所谓的“差不多就行”、“好歹没出大事”、“下次注意啊”、“这可是不幸中的大幸”等等，世上的道路虽然千万条，虽然条条大道通罗马，但确实真有你无路可走的时候，确实就有哪条路都永远也到不了罗马的时候。

对孩子的教育，对成人的教育；对工作，对爱情，对婚姻，对事业；对家，对单位，对国家，不论是感情还是条令，等等，皆是如此，严苛一点，并无大错，小心驶得万年船，纵容宽容却往往是犯下大错的前因。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产，曾经对他的继任者太叔说过：

“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即：只有那些具有大德大智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人民，因为人们慑服于这些大德大智的人的智慧，被他们的智慧所震慑。而次一等的人来统治国家，就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

极其猛烈的大火，人们看了就会感到害怕，自然也就不敢上前，因此也就很少有人被烧死。极其平静的河水，人们却喜欢接近，上前嬉戏，却往往因此而被淹死。

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那也就只能采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

面对如此告诫，继任者太叔却是听不进去，“不忍猛而宽”，结果就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但为时已晚。

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丞相在发布赦令这件事上很是吝啬，很少发布，且发布的赦令又过于严格，很多人就心中不满，牢骚满腹，对此，诸葛孔明解释说：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就是说，治理天下应本着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对此主张，诸葛孔明的主子刘备就相当给予肯定，说：

“吾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

即：刘备说，我曾与陈纪（字元方）、郑玄（字康成）二位高人交往过，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明了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就从没有说过大赦罪犯也是治国之道。

当时就有实实在在的事例：

三国时期，统治荆州的刘表父子，疏于严政，年年都有大赦之令，自以为对百姓有好处，对自己的统治有利处，但时间一长，却永远地失去了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琮继任后，也是无能之辈，不久便也投降了曹操。

虽然国主刘备如此，丞相诸葛孔明也是如此，都明了事端与其中的利害，蜀国却在以后的继任管理者费祎（诸葛亮死后，初为后军师，再为尚书令，官至大将军，封成乡侯。费祎主政时，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蜀汉的发展尽心竭力。性格却谦恭真诚，颇为廉洁，家无余财。）当政期间，“始事姑息，蜀遂以削”，蜀国因此而衰落，不能不令人遗憾。

孔子曾经说过：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也就是说：政令过于宽容了，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应该用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他们；而政令过于严厉了，百姓有可能凋残不堪，这时则要用宽松的政令来缓和他们的处境。用宽容来约束残弊，用严厉来整顿轻慢，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孔子采用“调和”的办法去治理国家，实现政事的和谐，但说得容易，做起来确是很难。

比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要加以严厉刑罚，这样就未免太过严苛；而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就会心有不忍，往往流着泪就把罪犯给放掉了，这样又太过宽容。

“合之，得政之和矣。”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想要做到“合之，得政之和矣”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甚至无人可以做到，“宽猛相济”也不是想想就可以做到的，阴阳调和，也只有天地可为，这是需要大智慧的。

因此，我认为，严的好处应该是利大于弊，对世间诸事，严利于宽，不知大家有何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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