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强拆撞人致2死8伤案两年后：拆迁工作变“暖和”，抵偿金每户增7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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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陈龙 编辑丨柯南

一次暴力强拆，酿成一起血案；血案又刺激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这是扬州杭集镇2018年“10·15”事件发生两年来的基本走向。

2018年10月15日早晨6时，拆迁队数百人员采用切断电源、捣毁监控、打砸破门、搬运物品、机械作业等方式，对位于扬州杭集镇曙光路300号的韦刚、王琴的房屋进行突袭强拆。业主韦刚赶到后，与拆迁队发生多次冲突，并在电话及上门报警无果、遭到砖石围攻的情况下，驾车冲撞拆迁队，造成“2死8伤”。

2020年，两次审判均判决韦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15年。两年时间里，一审、二审律师的作用差异巨大，王琴则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受“10·15”事件影响，当地10多名官员遭到处分、调离，新任干部对韦刚和王琴充满关怀。2019年后，拆迁队的“黑社会”行为被彻底禁绝，地方政府开始采用商谈、劝说的“温和”方式推进拆迁工作。拆迁补偿标准，也比过去每平方米增加了3000元，每家每户所得补偿款增加70万元。

案发两年后，“10·15“涉案建筑被一块巨幅广告牌挡住。摄影 陈龙

唯一的一次见面

那一天充满痛苦的记忆，对杭集人是如此，对王琴更是如此。

2018年10月15日早上6点40分，王琴赶到杭集镇曙光路300号，看到大门被打碎，强拆队正在往外搬东西，周围还围着几百个穿橙黄马甲、戴红头盔的拆迁队员。她干预，立刻被几个“五大三粗”的妇女紧紧按住。之后，她被拉到一边，几个妇女紧紧围住她，按住她的手臂、肩膀。大半年后，她端茶、端碗，手臂还不利索。

随后，她的前夫韦刚骑拉货的三轮车赶到。她远远看到，韦刚被一群人一顿暴打，然后韦刚拿出手机，站在一旁拍摄，手机被夺去摔在地上。这期间，韦刚、王琴和周围群众打了多次110，但一个多小时里，没有警察出现。

韦刚亲自跑到2公里外的派出所去。事后一名官方人士透露，韦刚到达派出所后，“里边没人，都去了吴刚强家，只有一个值班民警，管不了。韦刚还翻过栅栏进去报警。这有监控记录。”当天，200米外的吴刚强家同时遭遇突袭强拆，一家四口被几十个人堵在一楼客厅。

韦刚回来后，与拆迁队再次发生争执，被第二次围殴。一个小时里，房子周围拥挤着数百个拆迁队员，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7点半，他从前妻手中要来钥匙，驾驶汽车，两次驾车撞向人群。但车辆不是直线撞去，而是驶进了绿化带。

“10·15”案中，韦刚开车撞人后的现场痕迹。摄影 陈龙

两名拆迁队员当场倒在血泊中。事后官方通报，1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8人受伤。但后来的判决书中，法院又称“2死9伤”。韦刚被拆迁队拖出来，第三次被殴打。

当时王琴在十几米外，被几个妇女按住，远远望去，她只能看见人头攒动，拆迁队频繁挥舞着木棍、头盔。她几乎看不见前夫的身影。只有围观群众看见韦刚被打倒在地，拳脚棍棒交加。血案发生后，因为激起民愤，一些居民故意吆喝着“回家开车来撞他们”，拆迁队员纷纷逃走。不少人看见，被车轮撞开的一块大理石条倒在一边，韦刚则呆呆坐在花坛边上。

从那天后，王琴至今再没见过韦刚。后来，杭集居民手机里储存的大量现场视频，也纷纷消失。几个视频中，拆迁队员围在一起，挥舞着棍棒和头盔，旁边的居民说，“要把人家打死”。韦刚妈妈孙富英在镜头里，对第一批到达的记者说，“拿这么长的棍子打我儿子，几根棍子都打断了，用军大衣蒙着他的头打。我家的电脑（被）砸了，监控硬盘、提包、手机都拿走了。”视频中，有人喊，“正当防卫”。此后，不断有目击居民提到“正当防卫”四个字。

韦刚很快被拘留，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韦刚家人均未得到会见机会。孙富英和儿子的唯一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6月28日的一审开庭。

开庭前，代理律师通知家属，给家属三个旁听名额，但又称不许王琴、孙富英进入。他们本打算，让韦刚弟弟、弟媳、舅舅参加旁听。但6月28日那天，所有人都被拒之门外，原本计划5个多小时的庭审，2个小时就结束了。后来的一审判决书中，47位（项）证人均为“未到庭证人”，韦刚的辩护律师只提出了三四百字的辩护意见。王琴不满，“这么大的案件，中院开庭，没有一个证人出庭，没有一个老百姓关注，没有一个家人出庭，你说这个开的什么庭？”

韦刚前妻王琴。摄影 陈龙

当天11点半庭审临近结束，孙富英等家属强行进入了审判厅。坐在审判席上的韦刚转过身来，握着两个舅舅的手，喊了声“舅舅”，说“两位舅舅，把我妈妈照顾好”。孙富英被人拦着，匆匆说道：“儿子，在里面好好接受教育，争取早日出狱。你的律师不是我们找的，是他们指定的律师。我们的律师现在没办法介入……”随后，他们被赶出门外。

孙富英说，情况紧急，她来不及仔细看儿子，更来不及伤心。“当时一心想着把话带给他”，此前，他们一直对指定的两名辩护律师不满。事后想起那唯一一次见面的时刻，孙富英一次次流泪。

无法割舍的房子

王琴和韦刚是高中同学。1987年，高中还未毕业的韦刚，通过秋季征兵，去了山东当兵。王琴说，当时他家有些关系，父母打算把韦刚安排到银行工作，但韦刚自己跑了。第二年，韦刚被分到河南。1990年，他考入徐州空军后勤学院，毕业后他转入南京军区任司务长，开始和王琴谈恋爱。1992年，两人结婚。

2000年，韦刚父亲去世，作为家中长子，韦刚退役，回到杭集，“家里老老小小的，要回来照顾。”从此，韦刚和弟弟分别继承了曙光路300号、298号的四间房子。近20年里，韦刚夫妇和全镇人一样，搞旅游酒店用品加工。他们主要生产高档酒店拖鞋，最多的时候，他们有40个工人，产品销售到韩国、南亚和欧洲。

2013年，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从邗江区、广陵区划出独立，杭集镇即在其中。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杭集镇和周边多个村镇开始了超速度的拆迁工作。拆迁原先在村里展开，2017年蔓延到杭集镇。

按照事后官方通报和一审判决书，2017年8月，杭集镇政府开始对小运河东侧“城中村棚户区进行改造拆迁”，拆迁工作被委托给海天房屋征收公司。曙光路沿线居民，没人承认自己的房子是“棚户区”。因此，2018年7月5日，科技新城发布《防洪排涝规划》，宣布将对小运河进行专项整治，并对侵占河道的建筑物进行拆除。这次受委托的是广陵区成功房屋拆除公司。

但仍然没有居民认为自己侵占河道。事后，多位村民都说，当年，他们或父辈是在荒地上建的房，后来翻修重建也都有合法文件，一些村民，如吴刚强、韦刚的房屋，与河道还有数米的距离，河边种着几十年的老树，或者是菜地。

2018年10月15日，韦刚家被拆了一半的房子侧影。摄影 陈龙

当时，政府和拆迁公司给出的补偿方案是：230㎡（主体房面积）×7160元+附属面积×400元左右，让那些拥有数百平米面积的业主难以接受。按此方案，他们只能拿到200万上下的补偿。当时，杭集镇的商品房房价已达每平方米1万3左右，扬州市区也在1万7，加上装修、车位等项，业主们拿着给定的补偿款，连一套二手房也买不下来。那些一家多口人的业主，更难接受。

更要命的是，杭集镇发展40年的牙刷和旅游酒店用品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每家每户“前店后厂”格局，许多业主不仅在宅基地内开着加工作坊，每年临街的门面房都有不菲的租金收入。一旦拆迁，他们不仅失去收入，倒贴购房，每年还要花几万租金，才能延续加工生意。他们希望提高补偿标准，但他们面对的，是拆迁公司的威胁、恐吓、软禁、暴力手段。不少业主被迫签字，一些人常年在外地“躲难”，还有不少房子深夜被偷偷强拆。

2018年10月15日早上6点28分左右，成功拆迁公司召集的数百名农民工、技校学生，乘坐多辆大巴，以突袭方式，同时对吴刚强、韦刚两家房屋进行强拆。两家相距200米，吴刚强一家四口被几十人围堵在客厅“秘密强拆”；随后，韦刚和王琴家被强拆。报警、反抗均无果的韦刚，在7点30分开车，两次撞向围在门前的人群，造成2死8伤（另一说是2死9伤）。

尽管2014年就已离婚，韦刚和王琴两人感情仍存，他们的女儿在外地读书。韦刚入狱后，王琴、孙富英一方面勉励维持家庭作坊生产，另一方面到处奔波，希望韦刚得到公正审判。这期间，王琴承受了难以为外人道的心酸和压力。

监控显示，“10·15”早晨6点半，大批拆迁队员下车后开始打砸破门，绿衣人为指挥者。视频截图

事发后几个月，王琴、孙富英经常被人跟踪。王琴做生意二十年积累的生意关系，许多被人为打断。“东北的、浙江的老板，我们都是多年的朋友，他们直接告诉我：听说你们家里出事了，你们那儿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然后，这些生意伙伴就再无联系，“他们就想断了我的经济来源，让我失去活动的能力。”

见不着韦刚，王琴觉得律师还经常误导他们。“律师跟我说，韦刚说了，让我马上签字，拿房子的补偿款去赔偿死伤的人，这对韦刚的减刑也有利。”王琴不信，她觉得自己更懂韦刚的心思，“他就是为了保卫家园，保护父亲留下的房子，才差点丢了命的，怎么又会让我签字呢！”2020年一审结束后，家属聘请的北京才良律所律师朱孝顶、高飞会见韦刚，他们问韦刚，韦刚说没有说过那话。

法律的多个“面孔”

在韦刚案发生前的几年，当地居民遭到拆迁队围堵、威胁、强迫和强拆时，110、律师所起到的作用都有限。

一位村民所在的村庄，因为谢馥春要建厂，村庄里几十户被统一拆除，“谈不拢就打，就强拆偷拆”。扬州的高律师曾受委托代理一家业主的拆迁，有一天，他到业主家里准备跟拆迁队谈，“一去，拆迁队把大铁门一锁，就把我们关起来，我出示了律师证、委托书，没有说话机会，就被逼着签字。”高律师遭到恐吓、推搡，“打了我一耳光”。他们报警，民警赶到后，又走了。后来，隔壁五里庙镇的派出所来把他带走。高律师怕回家累及家人，在派出所躲了一夜，“他们就在派出所门口守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从后门溜走。那之后，他不敢再代理这类案子。

一审判决书显示，案发次日，韦刚被监视居住，4天后被刑拘。根据刑诉法，被告人在行诉程序中，有获得辩护，自行委托辩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但种种迹象显示，韦刚的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证。

10月17日，北京某律所发布微信公号文章，自称“国内专业的专门从事拆迁类法律事务的律所”，并写道，已由律所主任牵头，两名律师组成办案团队，为韦某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进行刑事辩护。文后附了律师与韦刚母亲孙富英在宾馆里的合照。该文短时间内便获得10万+点击。

孙富英、王琴事后告诉记者，该律所这样做，只是为了“抢热点”。16日，孙富英、吴刚强两家都与该律所的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17日，该律所律师带着孙富英去派出所递交律师函，“杭集派出所和科技新城公安局互相踢皮球”。18日，两名律师离开扬州回京，他们留给王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压力很大”。

北京某律所“高调入低调出”，对案件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受委托的北京才良律所主任王才亮说，“听说他们有律所法援了，那别的律所也不好再介入”。11月初，记者联系北京某律所，对方称“韦刚已经自己请了两个律师”。此后，才良律所律师王才亮、朱孝顶到达扬州提交律师函，已不被接受。

同时被耽误的，还有吴刚强。“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律师介入，（韦刚的）结局就大不一样。”吴刚强说，“那时候，公共监控很重要，抢啊，抢时机啊，争分夺秒啊。但我们被这个律师坑了一下。”

2019年5月，扬州市检察院对韦刚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扬州中院提起公诉。2020年3月16日，一审宣判，韦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十五年，韦刚提出上诉，二审不公开庭审，8月30日维持了原判。

韦刚母亲孙富英70多岁，做过多个癌症手术，依然帮忙维持家中小作坊生产。摄影 陈龙

在此案之外，王琴还参与了其他三宗诉讼。2018年年底，王琴经人介绍，委托北京才良律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2019年年初，他们向扬州江都区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杭集镇政府行政不作为。几个月后，他们又向江苏省高院起诉省公安厅、扬州市公安局，要求公开“10·15”案发当天，王琴、韦刚及家属多人的报警和通话记录。2020年6月，她又参加拆迁队陶冉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案件的庭审。其中，行政诉讼至今无果，起诉110案两次均被驳回。

拆迁队陶冉等人的案件则让王琴伤心。“我出庭了，陶冉他们很狡猾，公诉人指控的每项罪名，他们都否认，说‘政府叫我做的’。”王琴听到，公诉意见称当天王琴的财务损失一千多元，陶冉称韦刚用手机拍照是“挑衅”“妨碍公务”，王琴很伤心，听不下去，中途走出法庭。

但最让她揪心的，是前夫韦刚的案子。今年3月疫情期间，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宣判韦刚获刑15年后，孙富英看到，儿子“翻起冷眼”，说了两声：“好！很好！”王琴心里难受，“他在说反话。”

一审判决后，王琴和孙富英聘请的北京才良律所律师朱孝顶、高飞才得以进入程序。朱孝顶说，“因未参与一审辩护，所有证据都没见到，仅就一审判决书文本看，一审判决问题较大，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有罪判决确属错误，应予撤销。”

在上诉状中，朱孝顶提出了13项上诉意见，包括一审判决对拆迁起因是棚户区改造、防洪还是假借名义没有确定，没有查明韦刚、王琴在案发前数月被殴打和骚扰却未得到依法处理的事实，陶冉等人被起诉罪名过轻等。朱孝顶尤其强调，一审判决无视了韦刚、王琴当时十多次拨打110而未得到处置的事实，也无视了韦刚开车撞人前遭到砖石围攻的事实。“驾车中，强拆人员用砖头暴力砸车是韦刚驾车撞人的直接诱因，韦刚驾车冲突就应视为正当防卫。”

朱孝顶还请求二审法院以庭审直播的形式公开开庭审理。遗憾的是，2020年8月中旬，江苏高院通知，二审决定不开庭审理。9月20日，他们收到二审裁定书，“听取辩护人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最终，二审维持原判。王琴不满，随后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有争议的“暴徒”

刘祖业生于1945年，是土生土长的杭集人。王琴说，事情发生前，居民对镇书记、镇长等干部都不熟悉，“你问人，大家说不知道；后来听说镇长是叶华，也不知是男的女的。”但刘祖业是老辈人，了解这些。

那天早上，刘祖业像往常一样去广场北面的苏果超市巷子卖油条、烧饼、面条。“我的乖乖，好多人走过广场，（拿着）锤子、镐，去了就敲玻璃，砸门。”王琴说，当时楼上住了一位老年女工人，下楼找茶水喝，被拖出门外，“险些被挖掘机埋进去了”。韦刚赶到、被打，刘祖业都看在眼里。

同时刘祖业看到，马路对面，裔庙村村支书钱长明和村委副主任、几个干事站在那里观战。他说，“钱书记，你们快去说说，制止一下，别打出人命来了。”钱长明等人听后，转头坐进汽车里去了。事后刘祖业不理解，“我今年75岁，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想这个书记，你也当过兵的，你竟然把别人的生命当儿戏，这像什么话？”2个多月后，扬州市纪委通报，对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11名官员做出党内警告、免职等处分，但未包括钱长明。

75岁的刘祖业讲述“10·15”案时的目击情况。摄影 陈龙

事后，官方通报称，成功房屋拆除公司“对该镇裔庙村车五组韦刚侵占小运河河道的阻水建筑物进行拆除”，并指出，根据《防洪排涝规划》，杭集政府已于7月5日、8月13日，两次向韦刚下达了清除告知通知书，韦刚不予配合。后来，一审判决书也以此作为拆迁队“行为依据”。

然而杭集居民并不认可这两个说法。例如，吴刚强认为，小运河自开凿以来就只是灌溉河，不具有防洪功能，“而且我国河流都有固定汛期，长江流域汛期是7-9月，扬州的官方文件也是这个规定，10月已过汛期。”与小运河相处了几十年，他们都不承认自己妨碍了水道。

尤其令王琴耿耿于怀的，是通报称她家“侵占河道”。官方通报中，特地附上一张照片，显示房屋的一部分凸出在河面上方。王琴说，其实以前的面貌并非如此，“‘10·15’前的十几天，挖掘机挖去了后面的大量土方，故意让我们的房子看起来伸出了河沿。”可以证实王琴说法的是，照片中，河道边缘明显留下了挖掘机械作业痕迹。

今年4月一个夜里，那辆“作案”的挖掘机在现场停留一年半后，被悄悄撤走。2年过去，涉案房屋的墙壁残破而突兀，现场保留着大量砖块、拖鞋，青草从中冒出。政府在旁边修建了停车场，用一块“‘强富高美’新扬州”的巨大广告牌，将房屋遮挡住。

孙富英还对侵占河道这个“罪名”念念不忘。今年9月，这里看上去水域面积很大。孙富英说，这就是当年他们为了“证明”侵占河道而过度拓宽的河面。“南边窄，北边窄，像头像脚，就我们家这一片，是个大肚子。”

据韦刚的两位朋友说，在案发前的一年里，韦刚经常在聚会上跟他们诉苦，称政府“用黑道对付他”，把他逼得很紧。后来一审判决书还提到，2018年7月27日，韦刚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被杭集派出所罚款二百元。王琴保留的监控则显示，当天，拆迁公司多名男子尾随王琴，在王琴已经启动汽车的情况下，一名男子拉开车门，阻止她离开。韦刚上前要求对方下车，遭到几个人“踩脚、打肚子”。在此情况下，韦刚从屋里拿出一把西瓜刀。事后，拆迁公司涉案人被罚款500元，韦刚被罚款200元。王琴不解，“为什么只说韦刚‘行凶’，不说原因呢？”

“10·15”案发后，不少杭集人都说，“韦刚是杭集人的大英雄”。王琴不愿附和这一说法，但她心里支持韦刚。“遭遇强拆、正当防卫这些都不提，主观的错也不在他。韦刚没有做过丢脸的事情，没做缺德事。他只是为了保护家人，保护他爷爷、父亲留下的这个产业。”王琴说，“他在那种危急情况下，已经很冷静了。作为一个男人，（就该）保家卫国。连个家都保不住，那他还是男人吗？如果不是，他在战场上就是一个逃兵。”

环境“大变”，扬州再无暴力强拆

2018年10月16日，澎湃新闻报道称，扬州广陵区成功房屋拆除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的电话，属广陵区市场监管局（原工商局）干部戴进余的手机号。戴进余否认自己是成功房屋拆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据一审判决书，时任杭集镇副镇长的胡震经“王连兵推荐了一家有资质的拆除公司，10月14日，拆除公司和防汛防旱指挥部对接”。然而，后来邗江区法院对拆迁队主要人员陶冉等7人的判决中认定，陶冉等7人没有房屋拆除资质，仍以其公司名义承接拆除拆迁业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以拉人造势、殴打、毁财等非法手段滋扰群众，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属共同犯罪”。

2018年10月1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王才亮撰写文章《三败俱伤的扬州惨案》称，近几年来，国内发生的暴力拆迁的直接行为人和被拆迁人暴力抗拒强拆的受伤亡人员中，这种跨地域的拆迁人员占有较大比重。“这类人员以及他们藏身的拆迁公司基本符合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扫黑除恶’斗争对象的特征，然而由于有保护伞的庇护，并没有受到这场‘扫黑除恶’斗争的压力。”然而今年9月30日，陶冉等7名拆迁队骨干仅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一年三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但10天后，该判决遭到检察院抗诉。

“10·15”案件，对当地政府系统也产生了影响。2018年10月20日，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纪工委宣布，直接参与决策、部署、现场组织“10·15”强拆工作的杭集镇镇长叶华、副镇长胡震、副镇长戴军、人武部部长樊长勇、农水综合服务站副站长周开明等5人被停职调查。

2018年12月，扬州市纪委对11名相关责任人做出党内警告等处分。

2018年12月29日，扬州市纪委对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主任夏正东、副主任袁慧中、杭集镇党委书记赵文华、镇长叶华、副镇长戴军、派出所所长孙辉等11人作出党内警告处分。

2019年11月19日，杭集镇居民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党委书记赵文华于前一日被抓。“科技新城喊他去开会，去了就被抓了。他老婆在银行工作，不敢接电话，跑回家里去藏东西，立马就被抄家了。听说赵文华被带走的时候，还尿了裤子。”对于赵文华被抓原因，当时有多个传言，一说他贪污600多万，一说他之前在沙头镇当镇长开车撞死一个人，找司机顶替。

2020年10月10日，赵文华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交通肇事罪一案在江都区法院开庭审理，并进行网络直播。公诉人陈述，2011-2019年，赵文华担任杭集镇党委书记期间，收受25名下属贿赂54万多元，并为行贿人提供便利，其中包含派出所所长孙辉、海天房屋征收公司负责人王连兵；2012年至2016年，叶文华挪用公款10万给扬州市广陵区国税局原杭集分局局长周转资金，随后将对方返还的8万元据为己有；2009年1月1日午后，赵文华酒后驾驶汽车，在扬州经济开发区撞死一名19岁少女，驾车逃逸，次日他试图找人顶包未果，随后投案，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谅解协议。

至2019年下半年，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多个部门进行了人事调整。其中，生态科技新城党工委书记陆金龙主动辞职，公安局长万圣托调至高邮，杭集镇党委书记赵文华被抓，镇长叶华和派出所所长孙辉被免职后调离……新旧官员交替，给杭集带来了新的风气。

王琴说，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新的领导对她的事很关心。经她反映，之前跟踪的人消失了。今年春，韦刚一审宣判后提出将上诉，判决书下来后，王琴想为韦刚提交上诉状，律师丁强、王娟不管。“上诉期限还有七八天，我急得不行。科技新城公安局局长亲自带我们去看守所，从韦刚手里拿到上诉状，又带我去扬州中院，把上诉状递上去了。”王琴说，“现在环境好多了。包括现在的镇长、书记、派出所所长，对我们都很好。他们跟以前的事情没有关系。”

案发两年后，涉案扒机已被拖走，韦刚、王琴家的废墟爬满绿草。摄影 陈龙

拆迁变“温和”，补偿款每户增70万

“10·15”事件中，涉案挖掘机留在原地，此后大半年，杭集镇的拆迁几乎停滞。2019年10月，原有计划中的拆迁工作又重新启动。但主体面积的230平米补偿标准，由原来的每平米7160元提高至10280元，增幅近3000元。

“就只算这230平米，每平方米增加3000元，每家每户得到的补偿款也比以前多了近70万。如果你积极配合拆迁，还有奖金。”2019年年底被拆迁的王剑强说，虽然这里面还有房价、物价上涨的因素，但“10·15”事件直接促进了补偿标准的提升。

“10·15”事件背后，是生态科技新城对老产业结构的硬性调整。一名当地干部说，现在政府引进和支持的企业，“只要规模大，大就好，小的加工产业和作坊，就不管你。”这对支撑了杭集经济繁荣30多年的旅游酒店用品加工业和家家户户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带来了挑战。如今，杭集镇的人气不如以前高，吴刚强家一楼的商铺也早已撤走。

案发两年后，案发河段水面宽阔，孙富英说，这里像小运河的“肚子”。摄影 陈龙

不过，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杭集甚至扬州全市的拆迁工作方式都改变了。“黑社会退出，工作组进入”。

王剑强家在广场东侧。过去十几年，他不断扩大加工厂，扩建了3个厂房和仓库，房屋面积达到600多平米。因为家里人多，拆迁换不来同等面积的房子，将来做加工生意还要租房，夫妻俩始终不同意。

多位居民介绍，过去，政府流行一种劝签字的方法：被划入拆迁范围后，如果家中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领导就告诉他，不用上班了，回去劝签字，什么时候签了字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即便没有亲属担任公职，政府也会找到合作商、朋友、亲戚，“收买他们来劝你”。但如今的工作方式转变了。王剑强说，“现在是政府干部为主体，拆迁公司的人跟在后面，就一个任务：跟你谈。”

然而王剑强也被烦过。他说，每个拆迁小组七八个人，分配了片区，解决一部分，就重组合并，划定新的任务。“他们就按上班时间，早上9点开个会，9点半来家里；中午吃盒饭，回去睡个午觉，下午再来；晚上吃完饭也来。”拆迁队也不妨碍王剑强生产，但见他一有空就喊他去谈话。这种“温柔”的方式，让王剑强不快。最后，他的税务被查出问题，不得不签字。“税务、工商、消防，都是有效的方法。”

吴刚强对此却表示赞赏。“这已经很好啦！这种方法，老百姓都称赞。”吴刚强说，“没有‘黑社会’雕龙画凤地去打你，没有恐吓、强拆了，肯好好谈，比以前好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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