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强拆撞人血案中的技校学生：我悔怨干这么缺德的事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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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陈龙 编辑丨柯南

涉案的挖掘机，因为血案发生，在现场留置了一年半。摄影 陈龙

凌晨“突击队”

两年过去，吴刚强家三楼几个房间被踹坏的门、被打砸的空调、被搬走了硬盘的监控设备箱，都还保留原样。不同的是，地上的灰尘更厚了。

吴涵当时22岁，大学还没毕业。早晨6点，听到混乱的“冲杀”喊声，他和父亲来不及披上衣服，走到楼梯就被防暴叉抵住脖子，吴涵反抗时双臂被扭伤。奶奶早起后在后院洗衣服，早已被控制。他们的手机也被夺下，以防报警。

每当韦刚想说话，都被喝止。几十个人挤在一楼客厅、楼梯上，拉下卷闸门，把一家四口逼在角落。“我妈穿的衣服不多，我趴在柜子上，用身体紧紧护着她。”他感觉，身后的塑料防爆盾力道很大。随后，指挥者一声令下，房后传来挖掘机的声音，吴涵听着机器震动、砖石掉落、墙壁倒塌的声音，感到一股钻心之痛。“太黑暗了。没想到新闻上听到的事，突然有一天会降临在我身上。”

“我妈鞋都没穿，只套上了裤子和简单的T恤。”吴涵担心父母身体不好被冻着，提出上楼拿衣服。对方不肯，他给他们下跪，才被几个人反剪着双手带上楼。

隔壁邻居报了警，吴刚强也用妻子偷藏的手机悄悄报警，但40分钟后，派出所人员才赶到。吴刚强大喊救命，把民警吸引过来。但拆迁队僵持许久，不肯开门。卷闸门拉起后，民警和负责人交谈几句，有人从北边跑来喊道，“那边撞死人了，那边撞死人了！”民警赶去，拆迁队有人说，“哎呀，死人怕什么”。但搞清状况后，他们迅速逃走。

杭集镇主干道曙光路沿小运河而建，有30多年历史，是这个“牙刷之都”的标志性道路。早年，参加过战争的父亲退役回乡买了这块宅基地。2001年，吴刚强花钱买了扬州市水利建筑设计院的图纸，此后又缴纳“小城镇配套费”，拿到准建证，前后花了13万。到2005年，他终于拿到房产证，建房一共花去80多万。“我本来只想建两层，但政府为了城镇化，逼我建三层。”

三层房加上后面父母结婚时的老瓦房，一共980平米。这些年，他们除了做旅游用品加工，把三楼开成宾馆，一楼门面出租给商户，一年有约20万收入。但2017年，形势变了。杭集政府发布通告，称要对曙光路做棚户区改造。2018年，这一说法又变成“整治小运河”，以“侵占河道”的名义，许多民房先后被拆除。政府把拆迁工作委托给“拆迁公司”，当地俗称拆迁队。

2017年9月，吴刚强妻子被上门的拆迁队员纠缠、殴打，报警后无果。晚上，妻子被拆迁队堵在家里，后借口上厕所，摸黑溜掉。此后一年多，吴刚强带着一家人投亲靠友，在武汉、江西“流浪”，后来又到苏州租房。“怕被他们打。每次回来偷偷摸摸的。”

2018年10月初，因为外甥女和两个战友的孩子结婚，吴刚强带着一家人回来。15日，他们准备参加外甥女的婚礼，没想到凌晨遭遇“突袭软禁”和强拆。此前，拆迁队给的名单显示，吴刚强家“违建”面积67平米，但这天早上，他们被拆的房屋近200平米，名贵香烟、5000元现金、老人的金首饰、监控主机，都不翼而飞。

2018年“10·15”事件发生之前的两年，拆迁队的横行霸道，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描述时，总是将他们冠以“黑社会”“黑帮”的称号。有大量材料佐证，当年纵横杭集镇、每次出动几百人的拆迁队伍，主要包括三类人：拆迁公司负责人、农民工、技校学生。

耿在林63岁，1983年当兵回到家乡，杭集镇已经是闻名全国的“牙刷之都”，他满怀热情投入潮流。夫妻俩从回城知青手里买下了河边的房子，在房子里结了婚，“那时候河边是桑园，一片荒地。”2001年，他花几十万，扩建为三层、980平米的框架结构房。“那时候没有违建，我家的厕所都有证。”

但2017年，他们受到威胁，去一个村子办事，被几十个人围堵。他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朋友，但即便到了派出所，拆迁队仍然守在外面。半夜他摸黑逃出去，仍然被跟踪。于是，他们跑到外地女儿家里“躲难”一年多。

2018年7月22日，耿在林夫妇听说家里房子被扒，急忙赶回杭集，看到后面的附属房已被拆掉。“政府没跟我们讲，是用‘黑道’跟我们讲，给我们200万，你说我们到哪儿去买房？我说给我们两套房也行，我们盖房就为了防老。”耿在林妻子气得直哭，“想想就哭。我这么大岁数，房子都搞不拢呢。”

耿在林站在废墟中，望着被强拆的房屋。摄影 陈龙

于广湖1986年建房，2002年翻新改建，政府都积极支持同意，还提出条件，“说我们杭集太差了，你要为我们杭集镇争光，你起这个房子要盖四层楼”。他缴纳了16万“小城镇配套费”，建了四层共1500多平米的房子。靠一楼五间门面和小加工，他每年有30多万的收入。谁知，2017年8月的拆迁通知，却把他的房屋列为“棚户区改造”范围。

于广湖年轻时曾担任乡镇企业厂长，对于市政建设，他总是支持。“如果是建铁路、机场，没说的，咱们无条件服从。”但后来的通知里，又称他们侵占河道，要征用距河沿2.85米范围内的土地。但从北段已经拆迁改造的部分看，这条河边长廊只是被改造成了草坪公园和停车场。“现在形成的风气就是，大家都在讲政绩。要的是名是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矛盾的一个焦点还在于补偿标准。2018年杭集镇推行的补偿标准是：每家房屋只承认230平米的主体面积，赔偿7160元/㎡，其他部分算附属房，按评估价，每平米赔四五百元。这样，每家所得赔偿款有200多万。于广湖的“超级建筑”也只能拿到300万。

于广湖说，这个补偿标准，执行的是2009年扬州市33号文件的标准。“那时候房价2000元每平米，现在都到一万三四了，还能一样吗？”他曾6次和政府商谈，希望提高标准，镇长叶华“倒打一耙，说你敢反抗就是黑道”。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把拆迁工作委托给“拆迁公司”，任由后者招聘民工、学生，“大展拳脚”。两年的工作中，成功拆除公司、海天拆迁公司都渗透到了周边的村镇，他们所采用的强暴手段，也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许多人常年避居外地。

拆迁公司还形成了一套类似“闪电战”的突袭方法。

“10·15”事件发生前20天，拆迁公司的数百人强拆一户房屋，居民刘奇说，当天“造成了交通阻塞，公交车都不能通行。前后还拉起警戒线”。业主报警，往往没用。“我报警，接线民警就说：拆迁的事情我们不管，你们自己谈。”刘奇说，“因为派出所所长就兼任副镇长。”刘奇在村里的房子也被强拆，“拆后的地，在那边荒了几年”。

每次确定强拆任务前，拆迁公司头目会通过蛇头招募大量农民工、技校学生，形成数百上千人的队伍。强拆日，拆迁队一般确定两户，兵分两路。“可能是为了让110两头顾不上。”刘奇说。他们一般选择凌晨出动，6点多趁人还在睡觉，开始行动。

拆掉一座房屋，原本只需一台挖掘机、一名司机，但拆迁队几百人各有分工。第一批人负责剪断路边公共监控设备的电线，砸坏业主和邻居门前的摄像头；第二批人砸门、破窗，以闪电突袭方式控制业主和家人；第三批人往外搬东西，其中最先抢走的是监控主机、硬盘和厨房中可能用作反击工具的菜刀等，在此过程中，拆迁队经常顺手拿走一些贵重财物；然后，拆迁队头目下令挖掘机开动作业。这个过程，通常只需不到2小时即可完成。

拆迁队除了一般的设备和工具，还会给队员发防暴工具，以及橙红色马甲、红色头盔、军大衣等，“以防混乱的时候打到自己人”。通常，主力人员负责指挥，并控制、殴打业主，一部分农民工搬运物品，其他农民工、学生则将现场层层包围，震慑业主和围观群众。

多位居民对拆迁队的一句口号耳熟能详，“打伤了给他看，打死了赔50万”。在行动中，这句话有给队员壮胆的作用。韦刚案发生时，一名居民听到，指挥者下令围殴韦刚：“你们给我打！打死了赔五十万。”

“10·15”案中，同步被拆的吴刚强家。吴刚强模仿当时被防暴叉抵住的情景。摄影 陈龙

拆迁队招募大量技校学生

2018年10月15日7点30分，韦刚驾驶汽车冲撞人群后，多名人员受伤，其中两名拆迁队员倒在血泊中，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

此前，韦刚打了多个报警电话，用手机拍摄，手机被夺去扔在地上，他骑三轮车跑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却“没人”。前妻王琴被几个身材强壮的妇女控制，弟媳被打耳光瘫坐在地，韦刚本人被拆迁队围殴两次。“谁敢帮啊？上百个人，上去就打。用绿色军大衣蒙着头，几个人打人家一个人，用棍子打，用脚踹，用头盔砸。”刘伟说，开车撞人前，韦刚似乎试图驾车离开，但前后都是人。他遭到拆迁队密集投掷砖头、石块攻击，车玻璃被打碎。

人被撞后，拆迁队发了怒。韦刚被拖出车子，遭到第三次暴力围殴。但“撞死人”的消息在人群中传开，群众大量围观，并反复喊“撞死他们”。刘伟说，“激起民愤了”。这时，几百名拆迁队员才纷纷逃跑，地上落下大量的棍棒、防暴叉、马甲、头盔。

案发后，许多杭集居民都提到，拆迁队员都是些面庞青涩的“孩子”“年轻学生”“技校学生”。

2019年8月，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对韦刚案中的广陵区成功房屋拆除有限公司提起公诉。据起诉书称，仅在韦刚案前后一个月内，以陶冉为首的团伙分别于9月16日对村民刘祖林的合法房屋进行打砸破坏；10月12日对村民王琴的合法房屋进行打砸破坏；10月14日对村民陈宏锅的合法房屋进行打砸破坏；10月15日对村民王琴的合法房屋进行打砸破坏。

2020年7月，扬州市邗江区法院对拆迁队主要负责人陶冉、丁言方、张志勇、颜金、钱艺海等12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开庭审理。在这12人中，有5名未成年、刚成年不久者被“另案处理”，其中2人出生于1999年，1人出生于2000年，2人出生于2002年。

“10·15”案中，拆迁队围殴韦刚，其中混杂着不少技校学生。视频截图

2020年9月30日，邗江区法院作出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对陶冉、丁言方、张志勇、颜金、钱艺海、许桂明、董福满7人处以一年三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

朱文涛生于2000年，是扬州人，案发时，他刚满18岁，在扬州一所大专上学。事发后，他配合警方做了调查，被学校开除，然后回家做生意。对于如何进入拆迁队，他不愿多说，“每个人都有关系链，就像你们记者有关系圈，我们也有自己的关系圈。”

李东出生于2002年，“10·15事件”发生时，他刚满16岁。2017年，他初中毕业，考入扬州一家中专技校，在学校认识了比他大三岁的钱艺海。钱艺海没有毕业，提前辍学，但在学校认识了一批哥们儿。

2018年，李东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入扬州一所本科大学的分校区。按照计划，他再经过四年专修，考试合格，就可以拿到本科学历。2018年10月13日，钱艺海在微信上喊他做事，“去那边玩一玩，有钱拿，也可以吃个饭”，对于工作内容，钱艺海说得轻描淡写，“拆迁什么事，你都不需要参与。就站那边就行了，什么事都没有”。

李东的老家在扬州以北的一个城市，父亲做建筑工程，家里并不缺钱。“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的事。”李东说，当时他有过一丝犹豫，“怕被家里人知道了，骂我不好好上学。”钱艺海再三保证，“帮政府做事，没事。”

10月15日，李东下午有课。他打算上午参加完拆迁，下午回来上课。钱艺海也没提报酬，只提前转给他30块钱。在他当时的意识里，这只是“社会实践”，与平时在外发传单、商业跳舞打球没什么实质区别。他之所以答应参加，除了“有钱拿”，主要“是为了帮朋友的忙，不好拒绝”。

15日一早，按照事先约定，李东和朋友龚瑞峰离开学校，到达一个饭店门口，统一乘坐两辆十几人座的商务车，在钱艺海带领下，抵达了扬州东面的杭集镇中心广场。

参与强拆的学生：后悔“干这么缺德的事”

杭集居民兰寿余见证了“奇特的一幕”。兰寿余60多岁，每天早上五点多出门晨练。10月15日早上5点多，他看到，两辆大巴车停在杭集镇中心广场东侧，从车上下来的人“年纪都很轻，都像初中、高中生”，兰寿余说，“我还跟晨练的朋友说，是不是他们学校组织来旅游的？”

这些学生迅速向西穿过广场。兰寿余并不知道，他们是往韦刚、吴刚强家而去。与此同时，农民工乘坐的大巴直接开到广场西侧的曙光路，立即投入“战斗”。不知过了多久，兰寿余看到，同一批人“呼噜呼噜，从西边朝东边跑。跑的时候，把衣服、帽子，朝地上扔。还把一个老头带倒了。”他觉得奇怪，自言自语道，“什么意思啊？”刚说完，听到有人喊，“轧死人咯，轧死人咯”。

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血泊中，“一看就没救了”。同时，老百姓一片呼声：“撞得好，撞死了好”。兰寿余说，老百姓不是真的鼓励撞人，而是心中有不平。几年来，人们“苦秦久矣”，“拆迁公司在我们老百姓眼里，就是土匪、流氓，是跟‘黑社会’划等号的。”

李东坦承，到达杭集后，看到拆迁队那么多人，他心里有点慌。整个强拆、对抗过程中，李东站在钱艺海身边，距离门口几米处的绿化带上。2年过去，很多事情他已不记得，“反正有很多人围在门口。抢东西没看到，打人看到了。”李东说，他当时就怕了。但直到此时，他心里怕的，仍然不是“强拆”“暴力”的严重性质，而是“怕事情大了，被家里人知道”。

他看到了韦刚。“撞人前，（韦刚）还跟他们（对）骂。”他看到韦刚一度拿了一根钢棍，但韦刚只有被围殴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拿安全帽（砸韦刚）”。

后来韦刚开车撞过来，他反应迅速，闪开身体，汽车只碰到了他的脚，“当时我旁边就一个老人倒地，地上一摊血”。李东的脚上也沾染了一点血迹。拆迁队的人把韦刚从车里拖出来殴打，他的同学龚瑞峰也打了几下，李东去拉他。“他事后跟我说，他胳膊被撞到了。当时我不拉他的话，他可能还会打人家。”事后流传的一个视频里，龚瑞峰穿着黑衣服。

当时镇上居民情绪都有些激动，“他的邻居起哄，说还要回家开车来撞我们。当时我们吓得（都跑了），连鞋子都顾不上捡了。”此后一年多，李东对这件事逐渐有了“是非观”。他觉得韦刚“是一个藐视生命的人，撞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但同时，“他跟（拆迁队）那些打人者都应该判刑”。

案发两年后，吴刚强家三楼被破坏的现场依然保留原样，他仍在等待判决结果。摄影 陈龙

回校第二天，警方传唤了李东，因是未成年人，他被取保候审。此后连续多月，他们这些学生都被喊到派出所做笔录。这时他才听说，钱艺海辍学后就专干给拆迁公司找人的事，“这次一出事他就进监狱了”。再后来，学校通知家长接他们回家。他再也没回到学校上课。他开始跟着父亲，到各地干工程。

很大程度上，在拆迁队中，李东只是去“壮大声势”的小角色，参与程度极浅。“我不理解黑社会是什么样子。我那时候也未成年，还小，被人家蛊惑的，不然也不会干这么缺德的事。”李东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点心理阴影，“现在在路上走，后面如果有车高速驶来，我都感觉是要撞我的，会下意识地回头看、闪躲。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这件事真造孽。只能怪当时自己年少无知。”

当天，大家离开现场后，四处逃窜。路上，钱艺海的人看到李东，叫他们上车。因为龚瑞峰的胳膊脱臼，他们被送到医院。事后，该案中的多名伤者被安排在扬州的不同医院，有多名居民都提到，“就是刻意分散，让别人不好调查。”

那次去杭集参加拆迁的学生里，仅仅李东看到的，就有几十到100多人。钱艺海带去的七八个人，只是一小部分。而他们之所以会被警方注意，并被检察院列入起诉名单，只是因为龚瑞峰出现在一段视频里，并且住进了医院。

农民工：参加拆迁队比打工挣得多

当杭集居民谈起拆迁队的人，他们既感到陌生，又有些熟悉。许多居民了解到，这些人是从周边省市招来的农民工，“干一次200块”。“10·15”事件后，韦刚和他的前妻成为当地人关注的焦点。官方通报中当场死亡、送医后死亡的2人，则消失在舆论中。

仪征市新集镇八桥村位于扬州市西边，杭集镇位于扬州市东边，两地相距仅26公里。“10·15事件”中死亡的两个人，都来自八桥村。八桥村与杭集镇迥然不同，杭集镇有着近40年的加工业积累，面貌更接近城镇；八桥村坐落于328国道辅线两侧，是一个田园与工厂结合的区域。

50多岁的林德清穿着蓝布长衫，和妻子张罗着国道边上的鱼摊。尽管国道上尘土飞扬，林家的生意还是不错，周边村民不少都是老顾客，还有许多人提前订货。妻子手脚利落，当着客人的面，从桶里捞出一条大鱼，过秤，在方形铁盘中迅速去鳞，然后破肚，掏出内脏，在水桶里涮几下，装进黑色塑料袋，挂到客人的电动车车把上。有老熟人嫌她优惠太多，双方争执几番，还是林妻胜出。林德清只能在一旁打下手，不时开三轮车去给人送鱼。

林妻脾气爽直，有时暴怒，林德清则是温吞水性子。他没法不温顺，也没法不后悔。2018年10月15日前，他听了蛇头的招呼，喊上大舅哥宣德祥和邻居宋福桃，参加了拆迁队。韦刚开车撞来，宣德祥、宋福桃都死了，他自己也伤了左手。过去，林德清总是开车到遥远的市场卖鱼，如今只能在家附近的路边卖鱼。

一只手被撞残后，林德清夫妇改在国道边卖鱼。摄影 陈龙

2019年邗江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描述了拆迁队的一个招募链条：陶冉联系侯立栋、董福满等人招募“辅助人员”，侯立栋联系许桂明招募。同时，陶冉联系丁言方要求纠集“站场人员”。丁言方遂联系张志勇纠集，张志勇又纠集颜金，颜金又纠集朱某、杨某（18岁、19岁，均另案处理），朱某再次纠集钱艺海（19岁），钱艺海再次纠集李某、龚某（均16岁、均另案处理）等大量人员，并于当日6时至扬州市曙光路300号，采用暴力手段对王琴房屋进行暴力破坏。

林德清被谁招募，不得而知。八桥村村民周文亮说，林德清做贩鱼生意几十年，有一些关系积累。而此前，他们经常在扬州、仪征附近打打小工，“瓦工、除草、扫马路、维护花草之类的，都是日结的临时工。”扬州市的大小桥头，每天都聚集着这些“站桥头”的农民工。

328国道辅线北侧的八桥工业区，分布着大量钢管、物流厂，这是新集镇工业集中区的一部分。这片工业区已有20多年历史，吸引了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四川，甚至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在这里打工，不少人在此定居买房。工业区也为本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村里不少中年人、青年人在厂里上班。

但328国道南侧，林德清、宋福桃家面对的，是一片金黄的稻田。70多岁的村民吴璧说，村里人早就不种田了。“这些田，十几年前就卖给了承包商，每年用机器集中收割，根据各家各户的面积分点钱。”吴璧说，当年卖这些田的村支书都去世多年了。此后，稻田中央一大块面积被开发成乡村别墅，“黑色房顶那一片，都没人住，荒了好多年。”

八桥村有着“乡村田园”的表面，村民们实际上被赶入了城市和工厂。“我父亲这辈都不愿种田了，因为打工的收入比种田高多了。”周文亮说，拆迁队给的工资，是半天100元，“出工四五个小时，100块，相当于一小时20块钱，这比在厂里上班的收入还高。”周文亮说，在仪征的工厂里，每小时的收入只有12元。“如果我50多岁，在不知道会出事的情况下，叫我我也会去。”

作为城镇化的一个结果，这里产生了一个单位收入价值对比链：种田

2020年3月，扬州市中级法院宣判，韦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此后，宣德祥、宋福桃停留一年半的尸体才被火化。

“不判刑，尸体不好火化。怕一火化，那就死无对证了。但是尸体放在那儿，家人也不好受。人还是讲‘入土为安’。”吴璧说，此前，两家人跟政府闹了多次。最后，50多岁的宣德祥的家人获得赔偿150多万，80多岁的宋福桃的家人获得56万，左手残废的林德清得到25万。“50多岁，太年轻了，所以赔得多些。”吴璧说，宣德祥是全家的主劳力，对家人打击很大，“他家里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

但有人亡故的两家人却从未找过肇事者韦刚家人闹事。吴璧说，“他们也恨那个人，想叫他枪毙了。”但30岁的周文亮更能理解韦刚。“肯定是被逼急了，才会撞人。”

周文亮说，这个矛盾，主要还在于“拆迁办没谈好”。“假如我家要被拆，给我50万，我不肯，就要80万，他们不肯，政府找来一帮人围在你家门口，就等着拆你家了，你说你急不急？你肯定也急。人家把你人拉出来，房子给你推掉了，你到哪里去找？你也急。这个事情都是两面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其实都是受害者。”周文亮认为，“事件的主要责任还在政府”。

寻衅滋事，还是黑社会犯罪？

2019年至2020年，“10·15”事件延伸出了四宗诉讼：韦刚开车撞人致死致伤、王琴起诉杭集镇政府行政不作为、王琴申请110公开案发当天报警记录、陶冉等拆迁队的暴力拆迁。

拆迁队的诉讼中，陶冉等12人被检方认定为“恶势力”，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法律上，“涉黑”和“涉恶”有巨大区别。王琴和北京才良律所律师朱孝顶在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中，要求以“涉黑”的罪名起诉，从重处罚。2020年7月，该案在邗江区法院开庭审理。朱孝顶提出，以陶冉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多个拆迁项目中煽动闹事、打砸破坏被拆迁人合法财产，形成了以被告人陶冉为首要分子，被告人丁言方、张志勇、颜金、钱艺海为核心成员的结构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犯罪组织已经具有‘黑社会性质’。应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对该犯罪团伙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

此外，朱孝顶强调，是以陶冉为首的“黑社会团伙”任意损毁他人房屋，才引发了“韦刚撞车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符合刑法要求的“情节严重”，因此，应将陶冉等人的罪行定性为黑社会犯罪。

9月30日，邗江区法院一审宣判称，陶冉等7人没有房屋拆除资质，仍以其公司名义承接拆除拆迁业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以拉人造势、殴打、毁财等非法手段滋扰群众，引发严重后果，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属共同犯罪。

但判决又认为，无证据证实陶冉等人主观上系为实施犯罪而聚集，整体行为不属于有组织地实施多次犯罪活动范畴，因而不属于犯罪集团；同时，在案证据显示，陶冉等人相互纠集时间明显较短，人员结构松散，除了实施上述拆除作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尚缺乏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其他事实和证据，故对该指控不予支持。最后，陶冉等7人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分别判处一年三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王琴不服，她公布了“10·15”早上6点多的一段监控。视频中，上百名身穿黄马甲、头戴红色头盔的拆迁队员从大巴车下来，开始用铁锤砸门，随后蜂拥进入屋内。朱孝顶说，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着装统一、手持凶器、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强拆打砸活动，“然而，这个庞大的强拆队，仅有7人被公诉，罪名仅仅只有‘寻衅滋事’。”

仪征新集镇八桥村，杭集血案中死伤者所在的村子。摄影 陈龙

朱孝顶说，这个判决过轻。“我对检方把强拆队仅仅认定为‘恶势力’本来一直就很有意见。但即便按照寻衅滋事罪，起诉书认定了强拆队的三起强拆罪行，按照刑法规定，纠集他人多次犯罪的，法定刑期为五年至十年，为什么邗江区法院仅仅判三年？”根据刑法二百九十三条对寻衅滋事罪的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0月9日，针对这一判决结果，王琴向邗江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10日，邗江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对被告人陶冉量刑畸轻，确有错误”。

邗江区人民检察院还称，陶冉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行为符合恶势力的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的法定条件，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这让人稍感欣慰。”朱孝顶说。

八桥村比杭集镇幸运的是，这里有大片农田，因此20多年来建厂、征田、盖别墅，占用的都是农田，没有危及农民的宅基地，工厂又为农民提供了替代性生存途径。如果说2018年，八桥村村民加入强拆，是“以西击东”，那么杭集事件的影响，后来又“反扑”到了八桥村。

“10·15”事件后，杭集镇、扬州生态科技新城一大批官员受到处分、调职，主建筑的补偿标准从7160提高至约1.03万，同时，扬州市周边的拆迁工作也开始进入“温柔”时期。八桥村也因此受益。

目前，连接扬州和仪征的328国道正在辅线以北平行修建。“要把两车道扩宽为六车道，架高架桥。”路途中难免占用大量宅基地。但“10·15”事件后，扬州市所有行政单位都“怕再出现一个韦刚”，不敢再采用暴力手段，而是学会了谈判、避让。

“以前政府说拆就拆，现在政府就跟村民谈，最后人家还是不肯，政府就不拆了。”周文亮说，“就像广州有些‘钉子户’。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以后就该这样。”周文亮觉得，这是韦刚事件带来的好的影响。

今年，328国道修建时经过新集科技中心，遭遇了一家个体户加油站的“钉子户”，他们嫌政府给的补偿太低，坚决不拆，“后来路就从他们前面弯过去了。”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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