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丞相李斯的名声为什么那么不胜？深度解析他的一功三过_头条

（李斯）

一直都想讲讲秦朝丞相李斯，又一直犯懒，直到前一阵看到平台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现其中一处小小误写，终于促出了动笔的决心。

那小小的误写，其实并没什么要紧，而且在太多相关文章、资料中，都是误写的，可以说简直很普遍，就是——李斯是被处“腰斩”酷刑而死。

不是“腰斩”，是“辄杀”——比“腰斩”更残酷的死刑，残酷到秦帝国灭亡后只又“存活”了很短时间，就彻底从汉朝的刑律中消失；而那很短的“存活”时间，其实也不过是停留在刑律文书上而已，并未再有实施。就是说，有可能，李斯，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这种残酷死刑处死的人。

腰斩也好，辄杀也罢，反正是死得相当凄惨、痛苦。

被处死时，李斯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

作为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被处死，无论什么方式，都挺该哀婉。

作为李斯，笔者想说，不管以什么方式处死，都……怎么说？就说“罪有应得”吧！

（一）“腰斩”与“辄刑”

李斯不是一人获刑，而是全家被杀——他本人“辄杀”、直系男丁全部腰斩、其余家庭成员（含仆人）尽处“枭首”。

“枭首”跟“斩首”不同。

斩首，是从斜后方以沉重利刃砍下头颅，一般受刑者都是头部贴附在固定物（比如刑台）上，一砍即成，个别情况两砍，最多三砍，必致头落命绝。

枭首，在李斯那个年代，是将受刑人身体固定呈跪立状，行刑者至少两人，其一控制受刑人头部姿态，使呈正常状，另一从前或侧面，以轻快利刃拉锯般“削断”勃颈至身首分离。

此二者，除了“观感”不同，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第一时间切断受刑人颈椎及其保护着的神经，后者则近乎是最后才切断这些部分。粗砺地讲，被斩首，差不多第一时间就失去了意识并很快失去痛感；而被枭首，则完全可能较长时间“主观地”感受到痛苦与恐惧。

相比腰斩，枭首，都可以算很“仁慈”了。

很多对古代刑罚多少知晓的今人，都认为腰斩是除了车裂和商纣那些花样之外古代最残酷的死刑。虽不尽周全，但也有道理——腰斩，的确很残酷。

（秦始皇）

腰斩之刑，从较早期到后期被废止前，渐次有过三种实施方法：劈砍、悬铡、轮铡。劈砍是“纯人工”，由强壮刽子手抡着宽大沉重刀斧直接“剁”；悬铡，有点儿像法国的“断头台”，只不过刀具宽了许多也重了许多；轮铡，说白了就是用一端固定做圆弧运动的“铡刀”式刑具行刑。三者的区别，随便脑补一下即明了，不赘述。

无论哪种形式，腰斩刑的残酷之处，都最在于受刑人不会马上死去，而必然在极度痛苦中苦苦挣扎良久，才会因失血过多、主要脏器迅速衰竭而死。据说，最后一个被处腰斩的人，身体断开后，上半身还痛苦翻滚得很激烈，并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七个“惨”字，才不能再动作，又煎熬了“大半刻”也就是超过15分钟，才气绝身亡。其情景令监刑官吏和观刑众人毛骨悚然，故联合上请废黜此刑，获准。

但无论如何，腰斩，施刑的动作都还是少的——最干脆的，只一下，最多三四五六下（劈砍），也便告完结。而辄刑，却更似后来的“凌迟”，施刑动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跟“凌迟”相比，辄刑更为痛苦、恐怖——凌迟施刑只在“肉”上，而“辄杀”却是连骨带肉；凌迟不损手脚（脚要钉穿固定，但不再更施残害），辄刑则通常由末梢神经相当敏感亦即更能充分感觉痛苦的手指开始——以各种刑具“碎骨裂肉”、“斩割而弃”，受刑人的“感受”简直不可想象不说，这个刑的“实施”，还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如果以各种可行的方式博得刽子手同情，有可能在施刑不久、痛苦程度还刚刚开个头的时候，被其伺机短促致死（比如捅刺心脏），那么后面的“戏份”，受刑人就已然“脱离苦海”了；反之，可以弄到浑身上下都不剩什么了却还偏偏吊着半口气！

具体到李斯，究竟是哪样情况，实不敢妄揣；但想来不会是“舒服”的，因为，监刑的是他的死敌赵高。但他毕竟年逾七旬，且受刑前已受尽刑狱之苦，必定相当衰弱，大抵也坚持不了多久，“活受罪”的时间，可能并不很长。

（二）“仓鼠之说”映射投机心理

李斯出身叫做“上蔡”的小城，是那里官府的一名“刀笔小吏”。

上蔡，是个至今仍存在的地名，处于今河南省，战国中后期归属楚国，施行“郡县制”。

作为当地“府吏”，李斯对在当时还不是很普遍的郡县制行政，比较熟悉。跟当时绝大多数人相比，他绝对属于“学霸”、“精英”，可却因为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硬气”的“师从”，而只能屈就。不得志之际，他通过观察老鼠，悟出了“谋发展”的要诀，即后世所说的“仓鼠之说”——粮仓里的老鼠，不仅不愁吃，而且还活的挺干净；茅厕里的老鼠，肮脏无比不说，更靠粪便过活，要多龌龊有多龌龊。同样是老鼠，境遇差别咋就这么大呢？盖因“环境”不同。老鼠如此，人更是如此，要想活得有尊严，进而谋求发展，就得有个好环境！如果不幸没处在一个好环境里，就要想方设法往好的环境里去。

仅从“生存”的角度论，这套也真没什么大不是。但要说“发展”，就不尽然了。“仓鼠之说”，李斯忽略了一个本质因素——即便从茅厕去了粮仓，老鼠也还是老鼠。

不过，李斯不是老鼠。他不仅学富五车、心怀天地，还创造性地写出一手好字。后来他得势了，那种字得到官方推行式的普及，成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小篆”。

如此有志又有才的李斯，却拿着老鼠的生存方式来“自我惕厉”，可以说“格局”真的是不咋地。这不咋地的格局，衍生出投机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楚国上蔡的刀笔小吏李斯，可以说既是个有抱负的才子，也是个很乏格调的投机家。

在已经算不上年轻的年纪上，他辞别了妻儿老小，辞职只身远行，以精妙文章和一手漂亮的“小篆”，博得大学问家荀子关注，一头便扎入了老夫子的讲堂，成了荀子门生，等于有了“出身”。稍有所成后，便急着“出仕”。

荀子是儒家，儒家鼓励“出仕”；问到欲往哪国发展，李斯就说要去秦国。面儿上跟恩师荀老夫子讲的理由是：秦国自“商君”（商鞅）以来，广纳客卿，最为包容，像他这样没什么家世的，更会有机会施展；骨子里，他更多想到的，其实是秦国国势强劲，有并吞天下的野心和潜力，一旦在那里建功，日后能荣华富贵得不要不要的，而如果去了别的诸侯国，保不齐哪天国都亡了，做再大的官也没用不说，还更危险。

他这小九九，未必荀老夫子就看不出。荀子提醒他：今时的秦国，已跟商君时候大不相同，去那儿谋发展；论“公”，对“天下”，到底是“造福”还是“造孽”，很不好说；论“私”，浮华或许可得，但能否长久、下场如何，也很不好说……

这些话，说给一个急于实现“个人跨越式发展”的投机家，不说对牛弹琴，也差不多少。当时的李斯，恐怕满心都是建功立业，根本不会去想“之后”；或者也可以说，对“之后”，他的设想，会更多以建功立业为基础，而不是以老师的提点为指导——只要建功立业，后面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心理状况，可以从后来得到“硬参照”——他一心教授、辅佐“秦王政”、后来的始皇帝，仰仗其对自己的宠信、倚重得到高位、推崇和庇护。他拿准了自己会死在比他年少将近20岁的嬴政前面，故而对“前途”或说“下场”并无太多思虑，却未料，巨大的保护伞居然先他而去。

这个会死在保护伞前面的想法，按今天话说，就是“相当二”——就算那棵大树一直给您遮挡着，总不会还死在您儿子您孙子后面吧！您光想着自己一个人啊，子孙后代呢？

连子孙后代的“下场”都不去认真设想、用心铺垫，这个投机家，该是有多自私啊！

（三）李斯的一功三过

说他投机、自私，也不等于他就一无是处。

可以说，“学儒行法”（师出儒家、贯行法家）的李斯，对于秦统一的大业，是有积极贡献的。其中最凸显的，笔者认为，是“谏逐客”。

年轻、有冲劲、多少偏激、比较情绪化的秦王嬴政，从镇压嫪毐叛乱而走上主政位置，随即强有力打击吕不韦集团，并迁怒“客卿”（秦国以外其他诸侯国来秦国服务、任秦国官职的人员），悍然下达“逐客令”，意图肃清所有客卿。

当时，真的有可能，年轻、权力无限且无监督的君王，盛怒之下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李斯是楚国人，也属“客卿”之列。李斯很了解这位特殊的学生，利用其对自己的特别好感和心理依赖，撰写了一篇劝谏废止逐客令的文章，点醒了嬴政，及时撤销了逐客令，更放开招纳客卿的门路，为统一大业奠定了较为充分的人才基础。

那篇劝谏的文章，不仅鞭辟入里，而且行文精妙，被世人传诵，就是至今仍可从《古文观止》读到的《谏逐客书》，是李斯作为大学问家流传后世的唯一一篇文章。

这是“一功”。

再说“三过”。

也可以说“三宗罪”。

分别是：构陷韩非子、鼓动焚书坑儒、矫诏立二世。

韩非子名“韩非”，韩国王室贵胄、法家扛鼎者、年轻的秦王嬴政的心中偶像。他的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家，也是离“虎狼之秦”最近的一家。如果秦展开吞灭天下的行动，韩国首当其冲。为挽回被灭国的厄运，韩非利用秦王政对自己的好感，牵强附会，想“从理论上”说服秦国放韩国一马，招致秦王政反感，一气之下将其下狱，责令反省。

本来，下狱，只是秦王政盛怒之下的意气用事。很可能，他并没打算就把韩非怎么样。毕竟，那是他心中偶像，也许过几天气消了，数落几句也就作罢。可当时主责刑狱的李斯（廷尉）却在这个空当里，言语刺激外加刑狱手段，逼迫韩非自杀了。更为遮掩，虚拟了韩非一些“罪过”、“不敬”。韩非一介书生，纵是王室贵胄，也未见得会对秦的统一大业构成多大实质性威胁。之所以除之而后快，更是因为李斯的“争宠”心——未见韩非时，秦王政对他倍加尊崇、言听计从；见了偶像韩非，他就怕失了宠信，所以冒险上演了男版“宫斗”。

凭此一案，便足可见李斯这人的人品真的是……说“歹毒”恐怕也不为过，顶客气，也得说——实在是不怎么样！

秦统一后，始皇帝嬴政意图广泛、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彻底废除分封制，遭遇很大政治阻力。这时，李斯作为丞相（相国），坚决支持皇帝，看起来忠得不要不要的，而实质上，他跟皇帝并非一条心。

（秦始皇出行）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是接受了春秋战国的历史教训，希望以新的大一统政体实施统治，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而李斯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如果沿袭分封制，他的权力、影响力，就只会在“中央”层面；可要是实行全面的郡县制，便会由文官分治郡县，而作为文官领袖的他，就真真儿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当“行郡县”和“复分封”的矛盾几近激化、波及到始皇帝长子扶苏的政治倾向时，始皇帝在“抑儒扬法”（压制儒家、弘扬法家）基本指导思想基础上，起了打压除法家之外一切学派的心思，就有了“焚书坑儒”。

其实最开始是“销书驱儒”——始皇帝本人的“尺度”，至少在“运动”开始的阶段，对“儒生”的处置，并没到“群体式肉体消灭”这样严酷的程度，主要想杀的还是若干不着调的术士，最多外加上“教唆”他大儿子扶苏的个别几个“齐儒”（齐国的儒学家）；可最终，竟演变成了“惨案”级的“焚书坑儒”。这其中，文人领袖和“运动”的主要执行人李斯，起了很关键并且很不光彩的作用，个中曲折，稍展开些说，就又是一篇文章了，这儿不多赘述，只强调一点——坑杀数百名儒生，更是李斯的意志。

这点，其实，已经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始皇帝，应该看得挺分明。但由于形势、个性等多重原因，他认同了“焚书坑儒”的结果。他那早已成年的大儿子扶苏、呼声最高的皇位继承人，八成也不会一无所知。可以说，从这儿起，李斯就算得罪了扶苏，为后面的矫诏之罪，埋下了伏笔。

尚在盛年的始皇帝嬴政，在巡游途中病亡，享年仅半百（大约49周岁），多少让一直打着如意算盘的李斯意外。善于阴谋的近臣赵高，“因势利导”地想要扶植自己的学生、始皇帝第十八子胡亥（秦二世皇帝）即位，深知没有丞相李斯的支持，很难成事，便拉拢加威胁地把李斯“拖下水”。“劝动”李斯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跟“合理的继承人”扶苏之间的潜在矛盾。再加上一个重要砝码——饱学的扶苏完全有实力取代李斯成为天下文人的领袖，而不学无术的胡亥更需要李斯的学问和对文官集团的影响力。三两下，没费太大劲，李斯就上了“贼船”，支持并深度参与了赵高“矫诏”（假诏书）立储的阴谋，导致扶苏被迫自杀，二世皇帝胡亥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