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无常贵，平易近无终贱”，墨子的尚贤政策_头条

偏居西隅的周国，击败了强大的商王国，建立了周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武王、成王，康王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姬姓亲族、周盟亲戚、功臣、以及原有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封国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借助繁缛的礼仪，以朝贡、觐见、通婚、封赏等加强联系，他们之间即是群臣，也是亲戚或故旧

周公故事

通过分封制与宗法关系，周王朝建立了强大的世袭贵族阶层。因为贵族身份是依靠分封与周王室亲疏关系而获得的，而且爵位世袭，便导致了阶级对立的森严。富与贵是统一的，贫与贱也是统一的。而且富贵与贫贱都是生来就注定了的。富贵者生就来就注定是富贵的，贫贱者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贫贱，在制度上并没有为贫贱者上升为富贵者制造机会。

所以，墨子批评当事的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举用人才，唯举其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而全然不考虑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才能胜任哪些工作。针对这些现实状况，墨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

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的根本。所以，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兴衰与存亡。统治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需要打破“亲亲、贵贵”的用人原则，打破世卿世禄制，要从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吸收人才。只要是德才兼备就要举用，富之贵之，哪怕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德不配位，就是废黜，贫之贱之，哪怕是富者贵者，或王之父兄。这样就可以实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也就给平民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

墨子

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所以，国君治理国家，其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使国家贤人众。如何才能使得国家贤人众呢？

国君首先要在国内颁布尚贤的政令：举义不辟富贵、贫贱、亲疏、远近。其次，得贤人就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主张，招揽贤士必须要提高贤社会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他说，爵位不高，人民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不信服他，权力不大，人民不畏惧他。他还说，国君给予贤人以爵位、俸禄、权力，并不是对于贤人的赏赐，而是希望他能将事情办好。

天下的士人，都希望获得富贵而不欲贫贱。怎样才能获得富贵而远离贫贱呢？没有争为贤士更便捷的道路了。那怎样才能做成贤人呢？有力气赶快帮助人，有钱财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导人。士人都努力去作贤人，天下挨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寒冷的人就能得到衣，混乱的秩序就能得到治理。天下人就可以各安其生了。

周文王

墨子所讲的贤人，是以墨家自己的标准来定义的。比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再比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贤人具有过人的能力，也往往有难以驾驭的性格。所以王公大人选贤任能，需要有博大的胸怀。墨子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难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他接着说，江河不恶小河满己，所以能成其大；圣人事无辞，物无违，所以能为天下器。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毛。哪里有只采纳与自己相同的意见，而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道理呢？

这是教导统治者要以博大的胸怀招揽天下贤士来辅助自己治国理政，不因为贤士提出反对自己的意见而不高兴、不采纳。他说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子，敢于与对君主直言极谏的臣子。如果臣子们贪恋权势，国君有错误也不敢指出，只知道顺从主上心意，一味阿谀奉承，良好的建议阻塞难进，那国家就有危险了。臣下各抒己见，长时间议论纷争，互相责难，交互儆戒，对于主上又敢于面折廷争，只有这样才是长久保民保国之道。

墨子还指出，士因其才能而遭遇杀身之祸的事例很多，以此来警戒王公贵族要善待贤者。他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侯王若爱惜贤才，自当信用无疑，确保贤士的周全。

为了论证尚贤政策的合理性，墨子理想化传说中的三代政治，认为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都是以尚贤为基本国策的。他说：“古圣王尊贤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三代政治究竟有没有墨子说的那样好呢？这自然无法考证。但是，美化三代政治是出于古代哲学家说理的需要。

孔子也主张举贤才，但是孔子的尚贤是建立在周道亲亲、贵贵的基础上的，是有差等的。也就是选用贤才，要在贵族之内。而墨子却主张选用贤才要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举用，唯才是举，不问出身。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要举用。孔子志在恢复周制，而墨子则是要彻底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