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何在巅峰期诡秘封笔？被南大教授羞辱那事，其实算不上主因 -

引言

1969年10月24日，香港《明报》开始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又掀起一股“江湖”的“腥风血雨”；历时两年又十一个月后的1972年9月23日，小说终于迎来结局。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的20余年里，如此的小说连载方式在香港非常盛行，人们对之已习以为常。许多人认为，这一作品之后，金庸还可能还会有更多令人期盼的作品。

然而，金庸突然向民众和广大粉丝宣布，从此封笔，一切都毫无征兆，又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只是令人感到措不及防。

曾经引领文坛潮流、对几代国人都有深刻影响的金庸就此封笔，是否意味着此后再无“江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否因为遭受到某些教授的嘲讽而羞愧已隐退？有三件事可能是主因。

一、初心不是成为小说家，写小说是情非所愿

接受采访中，金庸曾经透露说：“如果条件允许…未曾有过写武侠小说的打算！”其实，他的人生规划并非是做一位武侠小说家，而是国际记者。

1944年，他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的学习中，由于对于职业学生不满而进行投诉，但自己却遭到勒令退学的处理；此后不久就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随之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专门学习国际法。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杭州担任《东南日报》的一名记者。所以，他的最大和唯一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国际记者，所有的进阶学习都为成为国际记者做准备。

为这一理想，他转而进入《大公报》，成为其中的一员编辑，负责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为其翻译。传闻，他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也和这个理想有关。

但是愿有不遂，只能退而求其次，自主办报，转载国际国内新闻；他在退休后的采访中说：“除了儿女，新闻事业是最爱。”

成为武侠小说家纯属意外。为提高《大公报》的销售量，梁羽生和陈凡（百剑堂主）同他一起于1955年在《大公报》内开设《三剑楼随笔》，他担任专栏作家。

可能是造化弄人，无心插柳的第1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出来后便火得不行，让他从此停不下脚地创作其他作品。据他的回忆，写武侠小说纯属为两件事，一是交差，二是好玩。

同其他两位“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古龙、梁羽生和）相比，他既没有古龙的谋生压力，也没有梁羽生的志在有一番作为，所以成为大师是一个意外。

在访谈或发表的文章中，他时常用武侠小说是“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娱乐性的庸俗读物”、“非真正文学著作”等，没有将其视为成就自己的重要功勋。

这样的评价引来两种猜测。第一是有人认为他过于骄傲，以此来获得高高在上的感觉；第二是认为观点过于古板和偏执。若论偏执，其实还得与他的家世有关。

海宁查家世代书香，有“文宦之家”的美称。他的祖上基本注重国学的修养，轻视小说等文学作品，认为它“有辱门楣”。也许，不承认自己是武侠小说家，与这些背景有关系。

二、巅峰隐退是最明智的选择

有人说，在金庸的笔下才有“江湖”，才有栩栩如生的大侠，停止了写作，就等于“江湖”从此消失。他曾在自述中透露，自己最崇拜的人是范蠡与张良，他们都是自己的人生模范。

纵观范蠡与张良的事迹，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激流勇退”，敢于在巅峰时期隐退下来，从而保住身家性命和前半生的所有努力。

《鹿鼎记》成书之时，正值金庸的事业巅峰，在武侠小说领域的地位无人可撼动。依照常人的做法，他们都会顺势而为，赢得更多的金钱或名誉，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1980年宣布封笔后，他直接向记者透露，希望停下笔和报社的工作，逐步地进入隐退状态，自己最喜欢的是拥有弈棋、读书、旅行等的生活方式，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好好享受。

有人就认为，他的隐退虽然给武侠小说领域带来影响，本人的事业也会受到相应的牵涉，但这是明智之举。也许拥有高成就的人都有高压力，他们在外不再拥有对手，但一直战胜不了自己，所以只能选择隐退。周星驰的隐退就是如此。

三、成为学者是愿望，隐退和南大教授的羞辱无关

封笔后，金庸不得不走进新领域，完成接下来的梦想。他非常注重文人身份的归属和定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历史学家”或“学者”，而不是“小说家”。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小说”属于历代文学评价系统中的“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后裔，他的一些观点难免会受到祖辈们的影响。直白而言，“小说家”些许会让他感到自卑。

关于自己的作品，他喜欢的并不是《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等成名之作，而是并不怎么知名的史论著作《袁崇焕评传》。

退休后，他被邀请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成为历史教授。在各种场合里，他都要求别人称呼自己是查良镛，而不是金庸，坚持自己是历史学家。所以，无数的证据在表明，他一直想摆脱小说家的身份或小说作品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但是，他的“史学家”的自我期许，虽然获得粉丝的尊重，但却难得学界的认可。刚执掌浙江大学文学院时，学术界几乎用同一个声音来嘲讽他，认为“这会损害浙大的学术名誉”，认定这是小说家与史学者的“错位”。

他在此后发表的一些史学观点中，也遭受到许多批评。比如，他对于羌族历史的观点，史学界一直认为是一个“大笑话”。华东师大历史系某教授直接笑话，认为以金庸的水平，连当副教授的资格都不够，当院长有些才能与职责不匹配。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直接公开声援，认为他只是一介武侠小说家，当院长根本不合格。后来的交谈中，董健还透露说：“金庸在南大开的历史讲座中，历史知识漏洞百出，听者不得不将其轰下台”。

对于这些讽刺，他并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认为：“能被承认当然是好事，但一旦妨碍到别人的利益时…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非常情愿打倒你，贬低你的存在。”

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2006年执意以82岁的高龄跑到剑桥去做学生，2006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获得剑桥哲学硕士学位和剑桥哲学博士学位。

所以，他的封笔与其他人无关，主要是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已。

结语

急流勇退固然让人感受到痛苦，但也是非常实用的古老哲学，让许多人明哲保身。最远的例子是朱元璋的大臣们，他们帮助朱元璋攻打天下，本以为可以享受富贵的时候，却被朱元璋依依消灭，最后都死无葬身之地。

例子也可以用于如今网红的身上，许多人火红起来后，并没有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技能，而是买卖旧梗，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疲劳，最后黯然退场。巅峰时期，金庸选择隐退，是非常明智的举动，既让自己的作品永远的保鲜，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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