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汗青刻板印象：鸦片战争的耻辱让我们恨透了败北无能的清王朝_头条

导读：记得小时候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从中国近现代史开始，于是乎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民族屈辱史，颟顸无能的清朝就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总根子。这种印象不能简单说它错了，但它对历史的解释却太简单了——近乎一种上帝的视角，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其实清朝前两百年的统治总体而言是非常成功的，只是西方近代的冲击太过猛烈让人猝不及防，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西方冲击——回应的历史长周期中，隐隐作痛

傅满洲西方人眼中黄祸的拟人化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无数动荡、纷争，甚至流血战争，但“大一统”则是人们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曾在《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中说：“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魏晋以后，政权分崩，实不一统，但任何一族之当道者，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负。”道路尽管曲折，步履也很艰难，中国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多民族的统一体。其间，清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国家的势力在刀与火的伴随下得以在世界各地延伸。人类历史进入了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影响更为直接的时代。这样，明帝国作为当时亚洲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也成为欧洲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

早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就盘踞在我国澳门。明天启二年（1622 年），荷兰则侵占了澎湖以及附近的岛屿，两年后又侵占了台湾。而明天启六年（1626 年），西班牙则侵占了台湾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个地区。明崇祯十六年（1643 年），沙俄第一次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些殖民者抢夺财货、侵占资源、掠卖人口，中国沿海一带有众多人民被贩运到南洋和欧洲做奴隶，欧洲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历程。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洗礼，17 世纪中叶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不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更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

在此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1644 年的北京紫禁城，就是这场新变动的集中展示地。十月初一，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精心筹划下，年仅六岁的清幼主福临宣布即皇帝位，并于初十登上紫禁城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全国。“天崩地解”的大变局，至此基本尘埃落定。

随着几支主要抗清力量被逐一消灭，以及与一部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较为良性的关系，清王朝不仅基本站稳了脚跟，掌控区域也大大拓展，从而为其后的统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世事难料，正当清王朝统治大有起色之时，肆虐的天花病毒，却无情地断送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生命。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鳌拜及其集团对皇权和政局的威胁。四年之后的1673年，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在吴三桂的影响或胁迫下，一时间叛乱四起。除了三藩叛乱以外，像一些前明遗老、降清官将、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也都纷纷加入反清行列。就连蒙古的一些部族，也趁机入边侵扰。康熙二十年（1681 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孙子吴世璠见大势已去，在昆明城内自杀。平定三藩之乱一场历时八年、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

滇平

康熙帝

洱海昆池道路难，

捷书夜半到长安。

未矜干羽三苗格，

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末远收金马隘，

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

此日方同万国欢。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一处岛上秀丽的自然美景不禁惊呼：“I Iha Formosa ！”意思是“美丽之岛”！这处被赞叹为“福尔摩萨”的岛屿，就是台湾岛。然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家园，并非总是那么祥和与安宁。

自17 世纪以来，她曾经历被外国殖民势力占据的苦痛，也曾饱尝国内战火的煎熬。尤其是明末至清康熙初期，台湾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从此，台湾真正纳入中国版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

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逼退守大漠。从此，他们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与明廷对抗，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蒙古和明朝一直对立，明朝政权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他们也打了二百余年。当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清廷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所面临的内地动荡局势和战略部署重点有关。定鼎北京之后，清王朝的统治一时还很不稳固。为了扩大统治权，清廷鉴于客观形势的需要，遂将战略目标和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农民军，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武装上。

好不容易于顺治末、康熙初将这些威胁扫除，但不久又疲于应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和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所以，基本上没有精力和军事力量投到其他地方。如此局面，使清廷不得不暂时以羁縻手段或间接统治，来维持与蒙古等北部、西北部广大地区的关系，蒙古诸部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

然而，这种相对平静、相安无事的状态并没能持续太久，便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打破了，而准噶尔部也从此成为西北和北部地区的一个主要不稳定因素。噶尔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治权、获得“博硕克图汗”称号后，就开始对厄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经过十余年征战，实现了这一“近攻”的预定目标。接下来，气焰日盛的他，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噶尔丹一反其父兄抗击沙俄入侵的严正立场，竟然与沙俄互相勾结。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尔丹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进攻驻守当地的清军，并乘胜长驱而入，一直打到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这一局势，对清廷构成了极大威胁。

噶尔丹的大肆扩张，以及与沙俄的狼狈为奸，不仅阻碍了当时反击沙俄的良好势头，而且恶化了清廷和厄鲁特蒙古早已建立的遣使通贡关系。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竟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俨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

面对如此危局，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七月起，清廷派大军向噶尔丹发起了反击。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帝曾于三十五年（1696 年）二月、九月和三十六年（1697 年）二月，三次率军亲征，这表明了他彻底打击噶尔丹的坚定决心。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局部枪支对射场景

几经较量，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之役中获得大胜，重创噶尔丹军，将其有生力量消灭殆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噶尔丹身亡于阿察阿穆塔台。噶尔丹的侄子丹济拉等带着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归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噶尔丹所挑起的动乱，却也给清廷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当噶尔丹攻击喀尔喀时，喀尔喀不得不向清廷求援，并归附了清廷。为了安置喀尔喀部众，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 年），集内外蒙古首领，在多伦诺尔举行了一次盛大会盟。并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三十四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各首领亲王、郡王等爵号。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意为七个湖泊。康熙在这个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把新疆的王公都请来，把西藏的喇嘛请来，举行了一次阅兵、会盟。这次会盟，意义非同一般。清廷不仅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还凭借喀尔喀在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

多伦会盟

继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他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形势复杂多变之际，企图控制青藏地区，依附沙俄，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与康熙、雍正二帝被动应对准噶尔部首领叛乱不同，乾隆帝则采取了主动进取的策略。乾隆十年（1745 年），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因继承权而发生激烈争斗。在争斗中，达瓦齐胜出，成为准部首领，但杜尔伯特、和硕特部的许多贵族则归附了清廷。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准部动荡、达瓦齐统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时机，于二十年（1755 年）二月，果断地派两路大军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六月，自立为汗的达瓦齐被清军俘获，平准之役大获成功。

但不久，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和硕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因请求当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大为恼火，于八月举兵叛清。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讨。二十二年（1757 年）四月，清军在库陇癸之战中大捷。六月，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而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局部

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后，为稳固西北边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并根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则，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但将伯克的任免权收归朝廷，而且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经过长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这个过程实在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这样总结：“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

除了经营北部和西北地区外，乾隆朝还对西南等地区多次用兵，平定动乱，反击外国势力入侵。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 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 年），先后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动乱；三十一年（1766 年），出兵反击缅甸对中国边境的入侵；五十三年（1788 年）、五十六年（1791 年），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等。尽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等，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金瓶掣签

乾隆十五年（1750 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清廷废除“郡王”，改设四噶伦制，并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明文规定、强化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五十八年（1793 年），击退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又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并确立了选择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掣签制度。西藏地方与朝廷的政治关系，在制度上最终趋于定型和强化。

乾隆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尽管乾隆帝的话难免有为自己连年用武开脱之嫌，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开拓和经营下，清王朝的疆域达到了鼎盛状态。

当时的版图，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到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库页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此时的人口，也已达到三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