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最后的决斗》是中世纪的犯罪，女性的哀歌 -

原标题：在这场男人的决斗中，女人是战利品和牺牲品

  一部影片中，叙述视点的选择不仅决定了情节展开的方式，还会影响叙事风格和主题建构的方向。通常，客观视点更容易展现一种理性中立的叙述立场，像是对一个事件的平静注视与如实还原；而主观视点受到视角的限制，虽然能给观众带来一种亲历者的叙述逼真性，但也会流露个人主观的痕迹，叙述未必可靠。

  在电影史上，有些影片试图通过多重主观视点的运用，使一个事件变得错综复杂，形态多样，甚至扑朔迷离。正是在这种真假难辨的混沌状态中，我们意识到，主观视点会掩盖了人物对内心的欲望。比如，黑泽明1950年导演的《罗生门》，由三个当事人和一个目击者复盘一桩谋杀案，每个人的讲述都有细微的出入，从而构成多个叙述声音“众声喧哗”的氛围，使观众对谋杀案有了更为细致入微的认识，对于人性的自私有了更为直观的把握。

电影《最后的决斗》海报

  多视点叙述的交织与主题

  影片《最后的决斗》围绕中世纪法国的一宗性侵案展开情节，受害者是卡鲁日的妻子玛格丽特，影片让玛格丽特、卡鲁日，以及施暴者勒格里各自“呈堂证供”，以三个章节来探究案件的真相。从这一点来看，影片与《罗生门》的构思极为相近，但在第三个章节，即玛格丽特的视点中，影片直接标明这个章节是“the truth”（真相）。正因为这个细微的差别，《最后的决斗》与《罗生门》有了显著的不同。

  《罗生门》中，观众需要通过四个人的陈述拼凑出谋杀案的真实面貌，但其中仍然有些细节模糊不清，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正是人性的晦暗不明之处；《最后的决斗》却在两个男人的陈说之后，宣告女性的讲述才是终极真相。这样，《最后的决斗》面临道德和主题上的双重风险：只有玛格丽特全然无辜，并且为人正直坦诚，她的讲述才能担当得起“真相”之名；影片本来可以通过三人的视点洞察各自的虚伪与懦弱，从而证明人性的自私与偏狭，但影片高调地肯定玛格丽特的叙述，使影片的主题转向了性别对立。

  男性在回忆中都对自己进行了美化和包装，对事实作了掩饰、歪曲，甚至否认，将自己塑造成真诚、耿直、优雅、迷人的形象，完全漠视了女性遭受的伤痛与屈辱。卡鲁日与妻子在一起时，粗暴凶残，只想传宗接代，无视妻子脸上痛苦的表情，反而常常心满意足地问妻子是否感觉愉快、欲仙欲死。勒格里更是自负愚妄，玛格丽特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礼节性的亲吻，都能被他悟出色情诱惑的意味。因此，影片在两位男性自我感觉良好的讲述之后，通过女性之口进行反戈一击，洞穿了男人的粗鲁与虚伪。可见，影片在叙述视点的认可度上明显“厚此薄彼”，毫不避讳对于男性的鄙视，进而凸显女性在男权秩序和男权思维的阴影下被忽略、被轻视、被践踏的处境，暗示她们成为被工具化和欲望化的性别符号，也是可以占有和交易的商品。

  影片无意于通过多视点的叙述制造叙事的含糊不清，而是以性别为阵营，突出“虚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陈述”与“无助的被损害的悲情回忆”之间的对比，控诉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无视、压迫、伤害，并对女性遭受的精神压抑与身体伤害投以悲悯一瞥。

电影《最后的决斗》剧照

  男性的傲慢与偏见

  因立场不同，卡鲁日和勒格里在描述同一件事时，虽然细节差之毫厘，但导致背后的人物形象谬以千里。在利摩日之战中，卡鲁日大肆渲染自己单枪匹马冲向敌阵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强调自己在战场上救了勒格里的性命。但是，在勒格里的视点中，卡鲁日不听从坚守不出的命令，鲁莽冲动，头脑简单，是自己胸怀大义，率众救了卡鲁日一命。借助这种多视点的叙述，观众得以通过交叉论证的方式，看到人物的自我标榜与他人确证之间的巨大落差。

  卡鲁日认为，自己战功赫赫，正直善良，本应平步青云，人生得意，却因小人作乱，领主不辨是非，导致他郁郁不得志。当然，卡鲁日看不到自己性格中鲁莽、粗暴、强势、蛮横的一面。勒格里自诩冷静理性，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情商、涵养和境界都远胜于卡鲁日这一介莽夫。勒格里还得意于自己的风流倜傥，幽默风趣，品味不俗，每一个女人都对他如痴如醉。勒格里从来不认为自己性侵了玛格丽特，不过是玩了一场欲迎还拒的游戏罢了。他也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虚伪轻浮，野蛮残忍，卑劣无耻。可见，当一个人自视甚高，目中无人时，遇到任何挫败，必然从外界找原因，而不可能返身自省。这是卡鲁日征战无数，却始终得不到重用的原因，也是勒格里看似八面玲珑，却死于非命的渊薮。

  男性可以无限美化自己，女性则只能在男性的控制下小心翼翼地生存。在父亲决定自己的婚事时，玛格丽特没有发言权，只能旁观两个男人为了嫁妆讨价还价，自己倒像是那些丰厚嫁妆的陪嫁品。结婚仪式上，当卡鲁日听说原先答应的一个庄园不翼而飞之后，立马停下仪式，与岳父对质。不知所措的玛格丽特，只能祈求卡鲁日的宽宏大量。

  与玛格丽特的处境相似，皮耶伯爵的妻子虽然生了8个孩子，却不能得到丈夫的感激或欣赏，遑论尊重。皮耶与一众随从去打猎时，带了两个儿子一起，但念他们的名字时，皮耶明显迟豫了一下。这说明，皮耶对自己子女根本不熟悉，只沉浸在自己的纵欲享乐世界中。还有法国国王的妻子，只是一个摆设而已，与丈夫之间根本没有同理心和共同的关切。

  玛格丽特被勒格里强暴之后，只要守口如瓶，就可以像卡鲁日的母亲一样，继续保持体面。但是，玛格丽特不想压制心中的感觉，而是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厌恶与羞耻，为此甘愿承受可能被烧死的后果。这相比于那些男人，更为勇敢，更富自我觉醒意识。那些男人活得粗俗肤浅，空洞苍白。他们打仗，不是为了正义或和平，而是为了地位和财富；他们追随、奉承高层，也不是出于真心，同样是为了地位和财富。尤其是影片中最重要的那场决斗里，两个男人义无反顾，以死相搏，看起来刚猛豪迈，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玛格丽特的清白或尊严，而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与利益。

  时代背景与场景设置的意义

  《罗生门》的背景是日本战国时代，那是一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秩序坍塌，礼崩乐坏，人性的自私和人心的沦丧被加倍放大；《最后的决斗》中，我们则看到14世纪法国宗教狂热，等级森严，虚伪腐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使男人的生存降格为动物性的搏杀、动物性的享受，使女人的地位沦落为可交易的商品、无情感的欲望工具与追求效率的生育机器。

  影片常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中呈现中世纪的黑暗与愚昧，并强调女性令人窒息和绝望的生存处境，这固然使影片的情节与主题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托，但是，这也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一个只存在于中世纪的故事，离当下的现实距离遥远。或者说，假如有科学和民主，有公正的法律和开明的社会风气，玛格丽特的命运是不是可以改写？虽然，我们能隐约感受到影片希望超越时代的主题野心，但这个故事的情节逻辑和主题逻辑似乎都被“中世纪”禁锢，这恐怕是创作者始料未及的。

  其次，影片对于勒格里的刻画比较符号化。他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底层人，虽然在教会混过一阵子，但他过于流利的拉丁文，精通会计的数学能力，过于广博的文学视野，多少令人生疑。何况，他还有不俗的战斗力，可谓能文能武。影片在夸大勒格里的文韬武略、男性魅力和人格魅力时，不仅有违常理，还将情节引向了轻松和刻意。

  影片几乎全程都是冷色调的画面，时刻强调天地间的萧瑟衰败，形象地还原了中世纪那种灰蒙阴暗、压抑沉重的社会气氛，以及人心的死寂荒芜和生存的憋闷空虚。只有勒格里死于决斗，几年后卡鲁日也征战而亡后，影片才出现饱和的绿色、充足的阳光，玛格丽特在外景满足地看着儿子玩耍。影片将“厌男症”表达得如此直白，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五味杂陈。

  影片在内景与外景的处理上突出了不同的影像风格，并融注了不同的寓意。在外景，多是战斗场景，上演的是野蛮血腥的厮杀，人身上的原始兽性被无限放大；在内景，影片多借助烛光和壁炉的火光制造效果光，呈现一种灰扑扑的蛮荒感，但偶尔又有一丝暖意，并有欲望之火在熊熊燃烧。当然，不同的内景中，格调是不同的。领主皮耶的官邸里，充满了喧嚣和淫乱；卡鲁日的家里，则显得疏离而冷峻；勒格里所在的场景，又显得轻浮佻薄。在内景和外景的参差映照中，中世纪充满动物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跃然纸上。

  《最后的决斗》中卡鲁日与勒格里的命运结局，隐隐向观众暗示：个体如果缺少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只会陷入盲目的愤怒中不可自拔；个体如果缺少对于秩序的敬畏、对他人的尊重，自以为是，必然以身涉险而不自知。玛格丽特的决绝与勇敢，似乎又告诫个体，不能让自我的感觉屈从于世俗偏见，不能对于自己的冤屈无动于衷，否则就会活得麻木苍白，行尸走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最后的决斗》既是对于特定时代的一次沉重回望与深入揭示，也是对于人性，对于人生际遇的一次哲学探讨。（作者：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