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灭东突厥的焦点手段，是行贿与分化 -

李渊十分谨慎地处理与东突厥的关系。与其他叛军首领不同，李渊没有急着公开与隋廷为敌，以免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招来隋廷和其他竞争者的敌意。同时，李渊希望与突厥友好相处，以争取突厥对自己的反隋大业的些许帮助，或者至少要保证自己的根据地太原不受威胁。

617 年，李渊曾修书一封，遣使者送交始毕可汗。信中，李渊向始毕可汗提出了一项交易，以中原的钱财珠宝换取突厥的直接军事协助，或是至少让突厥承诺不干涉李渊统一中原。突厥只部分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对李渊许诺的财物很感兴趣，同时视李渊为割据势力首领，要求他必须向突厥称臣，才会助他一臂之力。

李渊像

李渊的使者在七天之内就带回了回信。突厥来信要求李渊接受突厥的封号和旗帜，并提出派官员为其册封。谋士们见李渊对突厥来信的态度消极，都缄默不语，但李世民显然与李渊意见相左。李世民认为，接受突厥封号以换取突厥的帮助只是权宜之计，而且早有先例。隋朝开国之君隋文帝就曾接受过莫缘可汗的称号。此前起兵的一些割据势力的首领也纷纷向突厥称臣。李世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起而效之。毕竟，向突厥称臣并不等于永远成为其附庸。

李世民开始向父亲施压，要求他满足突厥的要求。很快就有人向李渊报告，李世民麾下驻扎在兴国寺的士兵议论纷纷，说如果李渊拒绝接受突厥的条件，他们就会发动兵变。这次事件的主谋其实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裴寂和刘文静。不过，谨慎的李渊一直等到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617年阴历六月来到太原后，才给了裴寂和刘文静第二次机会，让他们详述推翻隋朝的计划。这一次，李渊以“事机相迫”为由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先是“改旗帜以示突厥”。绛色是隋朝的官方颜色，李渊作为隋朝皇帝的臣子一直使用绛旗。现在，他需要用其他颜色的旗帜来表明自己建立新王朝的决心。谋士们在占卜后建议用白色，为了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他们一直在太原地区散播预言和歌谣，称“白衣天子”即将出现，他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突厥统治阶层同样推崇白色。他们视持白旗者为自己人。李渊权衡利弊后，同意改用白旗以示他有意改朝易代以及在名义上臣服突厥。

刘文静不久后便启程拜访突厥。他告诉始毕可汗，唐国公李渊“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可汗听后大喜。但实际上刘文静有意歪曲了李渊的真实意图，李渊其实只打算在名义上臣属突厥，在确保太原无虞的同时，获得突厥最低限度的直接军事援助。刘文静想必还告诉始毕可汗，李渊愿意接受突厥封号，希望能够得到突厥的马匹。欣喜的始毕可汗派康鞘利等高官前往太原。他们带来了数千匹战马，其中一千匹是给李渊的礼物，其余的则用于交易。康鞘利此行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卖马，他是向李渊递交一封有关始毕可汗授予李渊突厥封号的信件。突厥使者一行被带到晋阳宫东门外的侧舍，李渊对来使毕恭毕敬，谨守身为可汗臣属的礼节，恭敬地接受了突厥可汗的来信，并厚赐两位突厥使节。康鞘利许诺说，突厥骑兵将协助李渊攻打隋都，兵力由李渊自定。

不过，李渊只需要少量突厥骑兵，以示自己已经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从而使刘武周打消从背后袭击太原的念头。在刘文静与突厥交涉的同时，李渊挥师西南。617年阴历八月，刘文静带着两千匹良马与李渊在龙门会合，随行的突厥骑兵仅有五百。李渊见此满意地说道：“马多人少，甚惬本怀。”然而，刘文静没有告诉他的主人，他曾在突厥牙帐点烛焚香，以李世民的名义与突利可汗在神灵前发誓结成香火兄弟。李世民因此与突厥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李世民的软实力，日后他将以此阻止突厥的敌对行动。

二、唐军击败强敌薛举的关键是贿赂突厥

阴历九月，李渊率军渡过黄河，与自己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带领的七万人马会师。阴历十一月，李渊攻下隋都大兴城。不过，另一支割据势力首领，较早之前已在金城建立西秦的薛举，此时也正从另一个方向逼近隋都。双方的决战一触即发，战争的结局将决定李渊是继续控制京畿，还是被迫撤回太原。

618年年初，唐军成功击退了薛举对扶风的攻势。薛举为重新赢得主动权，与突厥和梁师都取得联系，三方同意合力攻打隋都。然而这一计划因薛举的突然辞世而未能付诸实施。阴历十一月，唐军在浅水原击败西秦军队，并活捉继位不久的薛仁杲，此人是去世不久的薛举之子。这次大捷不仅化解了西秦军队对大兴城迫在眉睫的威胁，更导致这个短命的政权寿终正寝，其广阔的领土也被置于唐军的控制之下。至此，唐军才首次在西北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传统史家将浅水原的战略性胜利完全归功于李世民，对其军事领导才能赞不绝口。不过，李世民扭转战局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外交和贿赂，而非足智多谋的军事策略。当618年年初薛举与唐的战事刚刚爆发时，李世民居于劣势，处境岌岌可危。西秦军的兵力几乎是唐军的三倍。李世民和其他唐将接连失利，兵力损失过半，被迫退回都城。生死攸关之际，李渊火速派遣都水监宇文歆出使突厥，劝莫贺咄设退兵。莫贺咄设即后来的颉利可汗，牙帐就设在五原郡正北。唐使带来大量金帛贿赂，并许诺将来突厥可以直接控制五原、榆林二郡。莫贺咄设因此转变了立场。他本来已与薛举约好在指定日期发援兵相助，此时却自食其言，反而命令部下在浅水原之战中与李世民并肩作战。莫贺咄设的背信弃义使西秦军孤立无援，西秦和唐的实力对比也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西秦的命运在浅水原之战正式打响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图：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中的突厥武士俑

三、唐军击败刘武周的关键也是贿赂突厥

618年以前，突厥的政策是煽动、支持反隋势力的活动，从中原的动荡和混乱中最大限度地坐收渔翁之利。突厥打着反隋的旗号，聚集了一批割据势力的首领，命他们向突厥称臣，并挑动他们互相厮杀。618年以后，突厥在操纵这些附庸进攻唐朝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复兴隋皇室来遏制崛起的唐朝。制定这一新政策的关键人物是嫁到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在她的策划下，突厥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置百官，居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但是，突厥改变立场奉行复隋政策，导致其与各割据势力首领的关系恶化。这些首领起兵反隋后，纷纷受封“可汗”，互不统属，仅向突厥称臣，其中一些人还自称“皇帝”。他们虽然在削弱唐朝上和突厥目标一致，但不愿意支持杨政道，更不要说向他效忠。诸割据势力首领与他们的突厥宗主产生矛盾，不仅削弱了突厥阵营对唐作战的能力，还为唐贿赂突厥以扭转不利局面提供了可乘之机。刘武周反唐失败后被其突厥宗主处死就是一例。

619年闰二月，始毕可汗到达夏州。他给刘武周配备了五百名突厥骑兵，命其攻打太原。但始毕可汗在当月病死，义成公主随即开始实施她的复隋大计。在诸割据势力首领中，刘武周对这样的政策转变尤为不满。杨政道的傀儡政权在定襄，恰好处于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不过，即便与突厥的关系出现裂痕，刘武周还是着手执行攻打太原的计划。作战初期（阴历四月到六月），他仍能得到突厥的支持。他屯兵黄蛇岭时，手下仍有突厥士兵。他率军攻占了太原东面和西南的几座城池，进而包围太原。阴历九月，太原沦陷。刘武周一鼓作气，又连下黄河以东数城。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刘武周有可能渡过黄河进逼长安。李渊为保都城，甚至一度打算放弃黄河以东所有失地，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就在刘武周看似稳操胜券之际，他的攻势却突然崩溃。阴历十月，李世民率部渡过黄河，抢先一步阻止刘武周的军队继续西进。620年阴历四月，李世民追击并歼灭了因粮尽而退却的宋金刚。刘武周弃守太原，仅带着一百名骑兵逃回突厥牙帐。

史料对这一戏剧性变化的细节语焉不详。但有记载说，当李渊收复太原时，随行的不仅有自己的人马，还有两千名突厥骑兵。这表明，在刘武周与唐军作战期间，突厥改变了立场。突厥先是为刘武周提供士兵和马匹，随后又放弃了他，最后站到了李世民一边。刘武周惨败的原因，似乎只可能是因为他和突厥宗主的关系破裂，以及唐与突厥达成了某种协议。刘武周及其手下大将宋金刚不久后便被突厥处死，这正是他与突厥关系破裂的明证。至于唐与突厥达成的协议，从下述事实中可以略见端倪——唐军后来并未占据刘武周的旧地，而是把它拱手让给了突厥。

四、以贿赂劝说颉利可汗退兵

当各地的割据势力无法继续担当攻唐主力后，突厥只能亲自出兵攻打唐朝。至此，唐和突厥之间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双方进入公开对抗的新阶段。突厥处罗可汗在620年曾组织过一次规模庞大的攻唐计划，但因他在 620 年阴历十一月突然“疽发死”，整个行动计划随之终止。

622 年，颉利可汗集结三路大军攻唐。他亲率十五万精锐骑兵，在阴历八月大败守卫雁门的唐军，接着又包围了唐朝的发迹地太原。同时，另外两支突厥军队分头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和原州（今宁夏固原），长安告急。唐廷在仓促应战的同时，派郑元璹向突厥求和。

郑元璹是处理突厥事务的老手，曾五次出使突厥。当时他正在为母亲守孝，为完成任务，他提前结束了本为三年的孝期。郑元璹劝颉利说：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

郑元璹的外交手腕和唐廷的钱财贿赂再次奏效，颉利同意撤军。

李世民对郑元璹的出使成果甚为满意。他致书郑元璹，称赞他有“和戎之功”。但是，靠每年向敌方提供大量贡物得来的和平难以持久。

五、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

两年之后的 624 年，颉利可汗和他的侄子突利可汗再次引重兵来袭，兵锋直指距长安仅一百三十公里的豳州（今陕西彬州）。一些唐廷官员建议迁都，他们认为首都应远离西北边地。在李世民的强烈反对下，迁都之议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要在短时间内扭转唐军的劣势绝非易事。唐军的兵力、装备均不如突厥，难以和敌军正面交锋。于是，李世民转而施展离间计，在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制造不和，以破坏他们的军事行动。

颉利和突利是叔侄，但二人由于突厥独特的继承制度一直心存隔阂。突利是始毕之子，但 619 年始毕死后，他的两个叔叔处罗和颉利（ 620—630 在位）先后成为可汗，他却无缘汗位。这样的继承制度使突厥统治精英彼此争权夺势，互相倾轧。唐廷因而锁定突利作为分化瓦解突厥阵营策略的首要目标。

李世民仅带一百名骑兵来到敌军阵前，他试图以双方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为由，说服颉利退兵。他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随后，李世民提出与颉利决斗。他对颉利说：“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李世民的惊人胆识使颉利不知该如何回应。他怀疑其中有诈，笑而不答，未敢轻举妄动。李世民还派人给五年前曾与自己结为香火兄弟的突利传话，告诉他：“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

使者还提出让突利与李世民一决雌雄，但突利拒不回应。太宗为故意误导颉利，作势要跨过两军之间的堑壕。颉利听说李世民与突利是香火兄弟，又见李世民如此轻举妄动，开始怀疑李世民和侄子突利欲合谋加害自己。不久后，一位突厥信使给李世民传话，说他的主人没有恶意，要李世民不要越过堑壕。颉利命令部队后撤，并决定派突利与李世民讲和。突厥最终不战而退。

六、再次以贿赂劝说颉利可汗退兵

626 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不久之后，高祖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成为太宗。

唐廷内部不和给了突厥可乘之机，颉利和突利立即挥师南下，其骑兵据说有二十万之众。他们在阴历八月初九攻下泾州（今甘肃境内），随后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到达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突厥骑兵迅速推进，令唐廷大为震惊，宣布京师戒严。同月二十八日，突厥军队出现在长安以北仅数公里之外的渭水北岸。突厥的精锐骑兵一天数次在城墙外纵马驰骋，挑衅唐军出城应战。唐都危在旦夕。

据大多数史料记载，太宗面对危机表现得英勇、睿智和雄辩。他仅带六名扈从到渭水与颉利见面，并成功地化险为夷。然而，这些记载大都是传统文人对太宗的歌功颂德之词。真相远没有那么富有传奇色彩。李世民在渭水岸边与可汗见面之前，已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突厥人执失思力那里得知，颉利入侵的真实意图是攫取财宝，而不是占领长安。因此，李世民和颉利的会面其实只不过是做戏而已。

执失家族的成员（执失淹、执失武、执失思力）曾于617年阴历八月作为突厥援军随刘文静南下协助李渊攻打隋都。他们因对李氏家族有功，在唐朝建立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例如，执失武获封上大将军（这是唐廷为表彰军功卓著者而授予的最高军事荣誉头衔中的第三等）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和安国公。朝廷还命人在新城为执失家族竖立功德碑。但与此同时，执失武还是突厥的中级官员，担任颉利发之职。因此执失家族有双重身份，他们同时臣服于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当执失武和其子执失思力随颉利进逼长安时，突厥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太宗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

正是突厥的内部分歧和执失家族的双重身份，促使执失武派儿子执失思力与太宗接触。太宗在大帐内与执失思力密谈，仅留一名贴身侍卫在侧。史料中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细记载，只略记为“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可以推断，思力向太宗透露了颉利此役的真实目的，并建议贿赂可汗以化解这场看似严重的危机。二人结束密谈后，太宗下令将思力囚禁在门下省。此举实际上是在保护思力，太宗对他一直宠信有加。后来，到了七世纪三十年代，思力还曾数次以中间人的身份帮忙处理唐和突厥之间的棘手问题。太宗为了嘉奖思力的功劳，特赐其铁券，准其享受特权，还赐婚九江公主，并加授驸马都尉、辅国大将军和安国公。

太宗在得知自身及长安都没有真正危险后，才决定会见颉利。他和六名随从骑上马正待从玄武门出发之时，谏臣萧瑀突然跪在太宗马前，以危险为由劝说太宗放弃此行。太宗答道：“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太宗这番言辞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显示局势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故意没有告诉萧瑀，自己打算贿赂突厥，而不是与之交战。而这一方案的制定，主要是基于执失思力提供的重要情报，还有名将李靖深谋远虑的建议，后者力劝太宗“倾府库赂以求和”。

太宗带着随从来到渭水南岸，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唐为展示实力命大部队随后赶到。颉利见自己的使者去而不归，太宗无所畏惧，身先士卒，唐军又耀武扬威，担心这一切都是圈套。此时，太宗示意唐军从岸边后撤列阵，独自上前与颉利对话。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后续发展表明，二人约定互不相犯，定期互市。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太宗和颉利在长安城西的便桥杀白马祭天，宣誓结盟。突厥军队随即退回草原。

回顾渭水事件，长安虽然受到突厥威胁，却从未面临真正的危险。颉利的主要目标是从唐廷获取财物，而不是攻占长安。唐都有重兵防卫，可以长期固守，而来犯的颉利士兵大都是轻骑兵，善于快速推进（泾州距离武功一百五十公里，突厥士兵只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便从泾州抵达武功），速战速决，但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缺乏准备。一般来说，在一次准备充足的长途奔袭中，如果士兵全副披挂，并让战马有足够时间吃草，部队每日的平均行军速度只有约二十二公里。如果部队还携带着攻城器具和充足的给养，行军速度会更慢。颉利只为他的骑兵配备了额外的坐骑，而没有为他们提供足以攻打长安的充足的后勤保障和器械装备。颉利显然从未打算占领唐朝都城。

许多唐朝官员对渭水事件和平落幕惊讶不已。太宗对渭水事件的处理，是巧妙利用敌方情报从而转危为安的绝佳事例。然而，四年之后的 630 年，在唐打败突厥，活捉颉利之后，太宗却开始以“渭水之盟”为“耻”。他希望臣子们忘记自己在与突厥议和的过程中曾发挥过主要作用。太宗对他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命负责为自己编撰实录的史官掩盖他在事件中的作用，把向突厥称臣完全归咎于父亲一人。尽管如此，太宗无法否认，对突厥称臣和贿和曾是唐廷外交的两大基石。考虑到 630 年以前唐与突厥的实力对比，二者是唐在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时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太宗正是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主角。

七、分化突厥，趁其内乱反攻

对突厥的赂和政策持续了很久。高祖也长期保留着突厥臣属的身份。619年始毕死后，他在长乐门为始毕举哀，痛哭流涕，还宣布废朝三日，命朝廷官员到突厥使者的下榻之处吊唁。同时，高祖还派遣使者带着多达三万段的绢帛前往突厥，代表自己出席可汗的葬礼。实际上，每当飞扬跋扈的突厥使者造访长安时，高祖都百般忍让，并以厚礼相赠。

至 624 年，除了陕西北部的梁师都，唐军已经消灭了绝大多数地方割据政权，唐廷因此有能力对突厥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625 年，高祖已经暗示将改变对突厥的态度。他命朝廷官员将给突厥的外交文书改为诏敕。诏敕本是皇帝在给内臣、外臣颁布命令时使用的，现在用作给突厥的文书，暗指高祖不甘继续做突厥的臣属。不过，文字游戏不足以抗衡强大的突厥。突厥的军事优势在于机动灵活，进攻快如闪电，后退迅疾如风。太宗意识到，只靠被动防御绝不能保证唐的边疆无虞。但他需要时间整备兵马，以期给予突厥致命一击。

对唐廷来说幸运的是，东突厥的内部矛盾在世纪三十年代进一步激化。颉利因任用汉人为谋士，采用汉地的治理方法，并重用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而冷落了自己的部众；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造成饥荒，导致突厥人和大量牲畜死亡，但是颉利为了保障财政收入反而加重了赋税，这些措施使一些活跃于今中国东北地区的部落归顺唐朝；薛延陀、回纥、拔野古（活跃在贝加尔湖以北的广阔地区）也都起而反叛颉利。

颉利把这些部落的反叛归咎于突利，因为突利的牙帐就在幽州（今北京）以北，负责监督位于广阔的突厥汗国东部的诸部落。颉利又命突利平定薛延陀和回纥的叛乱，但突利未能取胜，二人的关系更加恶化。颉利对突利施以鞭刑，将其囚禁十余天后才释放。受辱的突利开始公开违抗颉利。628 年，颉利向突利征兵，遭突利拒绝。恼羞成怒的颉利下令攻打突利。这一事件成为压垮二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利密谋反叛，于是派出信使寻求唐朝的军事援助，但太宗拒绝伸出援手。突利眼见与颉利摊牌毫无胜算，便在 629 年阴历十二月向唐廷投降。

郁射设是另外一个背叛颉利的突厥首领。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在父亲死后的汗位竞争中输给了颉利，于是在 628 年率部进入河南。郁射设此举令颉利生疑，他派出骑兵追杀郁射设。颉利的军事行动彻底破坏了二人的关系。629 年阴历十二月，郁射设决定投降唐朝。突厥的内部倾轧，也使得其他一些突厥部落首领脱离突厥汗国，前往其他地方。

突厥精英阶层的矛盾，还削弱了突厥对附属部落的控制，在突利的领地和突厥汗国其他地区引发了一连串的叛变。大行台苑君璋在 627 年阴历五月率先抛弃了他的突厥主人。到了 628 年，契丹、奚、霫以及其他几十个部落纷纷起而效仿。629 年阴历十二月，靺鞨首领遣使入唐朝贡。在突厥汗国北部边疆的众多反叛部落中，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固和奚等大约十五个部落改为效忠薛延陀，承认薛延陀的首领为他们的新主人。这些部落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反突厥联盟，直接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庞大的东突厥汗国开始崩溃。

唐廷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在同突厥的几次关键战役中主动出击。628 年，唐军击败梁师都，控制了河套南部。突厥曾以这里为跳板直接威胁长安，如今此地成了唐对突厥发动进攻的前哨阵地。同年，唐廷再次采用经典的怀柔之策，授予薛延陀首领夷男“真珠毗伽可汗”称号和唐军旗。夷男在郁督军山（今杭爱山）下设牙帐，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汗国，其疆域东至靺鞨，西达西突厥，西北到俱伦湖（今呼伦湖），南接大漠。颉利现在被夹在两强敌之间，北有薛延陀，南有唐。他意识到形势已经迅速变得于己不利，于是转而设法修复与唐的关系。629 年他匆匆派使者到唐廷，表示愿意成为唐朝的外臣和太宗的女婿。不过，为时已晚。

629 年阴历十一月，唐以李靖为主将，分兵六路攻打突厥。颉利失去了突利和其他部落的援助，很快被唐军孤立、包围，随后在戈壁以南的两次小规模冲突中被唐军打得一败涂地。双方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 630 年正月，当时李靖带领三千骑兵从马邑直奔定襄。唐军兵临城下，颉利避而不战，向北逃去。但他遭到另一支由李世勣率领的唐军的伏击，不得不进一步北撤，退入阴山一带。然而，前往北方的道路上有强敌薛延陀阻截。颉利自知走投无路，决定向唐投降。但太宗断然拒绝受降，下令唐军再次发动进攻。李靖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奔向颉利大帐。当先头部队逼近颉利营地时，突厥军队不战自溃。十几万突厥人向李靖投降，其余的或归降薛延陀，或向西逃走。颉利逃过一劫，但还是在同年阴历四月被擒，并被押往长安。东突厥汗国就此灭亡。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摧垮东突厥汗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唐廷的军事行动，而是突厥的内部分裂和相互背叛。太宗在为大败突厥庆功时说：“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参与这两次作战的唐军分别只有三千人和一万人，数量其实不多。

本文节选自《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王贞平/著，后浪 |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原文较长，略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王贞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唐代外交制度史、中日关系史专家。著作有《汉唐中日关系论》《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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