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攻广东，苍生却麻痹不仁，士年夜夫赞誉的民气毫无还手之力_头条

历史的天空依旧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瓦蓝色，明灿若朝霞，衰暗如金昏。人生与时代的黑白极点分布在世界趋势的两端，昭示着盛极必衰，衰极必亡的前车之鉴。碌碌无为只会逐渐冲淡否极泰来的可能，最终渴望的翻盘也只不过是黄粱一梦而已

第二次武力冲突(1856~1860年)的发生无疑指明了首次悲剧的重复。古老腐朽的清帝国终于在西方蛮夷的胁迫下掀开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围帘。

他们对外界浅尝辄止的理解和故步自封的运转体系最终导致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如一只无头之蚁只顾寻得一个命运的出口，还不能做到迷途知返而四处碰壁。这世界变化之快，容不得给中国以充分适应的时间。浮于表象的片面思索和近似坐井观天的眼界增加了清廷的愚蠢。

两番受辱的变局令清廷措手不及，他们既无一劳永逸的御敌之策，又无深谋远察的战略考量，主张抚夷的官员再次占其上风，在北京政局和对外舆论范围中大行其道，他们急切地催促着中央政府做出最失败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和谈签约。这毫不犹豫地重蹈了15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覆辙。

1854年，西方列强们提出一个修订旧约的要求，却遭受了始料不及的拒绝和羞辱。其拒绝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凭仗着体量庞大的农本经济，且表现出强势的顽抗和稳固，这样的境况令西方殖民狂魔们痛彻地领悟到和平交涉无法让中国顺其自然地答应和顺从，西方资本主义在东南海城的点到即止也无法撬动中华九州维持千年已久的农业根本体。

1856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chēn）依法对英商在香港非法注册的船只查禁违规物品。这次义气凛然的做法却被英方戏剧地加工成中国对英商的蓄意损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亚罗号事件】。

另一件事变的发难又给西方列强的愤怒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副作用，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谋害，被法国加工成【马神甫事件】。两个各怀鬼胎、实为一丘之貉（hé）的英法两国值此关键时刻却毫无保留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不可一世的晚清政府。

1857年冬，英法联军首先攻略广东，被士大夫赞誉已久的民心竟毫无还手之力，两广总督叶名琛和广东巡抚柏贵被俘虏，叶之后被押送至印度遗死他乡，柏贵就随即充当了联军的傀儡，接着施行以华制华的高明方略。

奇怪且令人气愤的是，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一帮腐化卖国的地痞刁民竞在蛮夷的指使下割除自我蓄积的财富，自觉斩断了美好幸福的来路。英法两国拿下广州后，又将战火的视线直接转移到京津地区，这个被清廷视作龙庭之地的核心地带。

1858年，列强进京途经天津大沽口，这张人为设置的铁幕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不攻自破。当天津的败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便带着咸丰帝仓皇出逃至东北热河继续苟延残喘。这是满族子弟入关以来，首次将中央朝廷迁往他处。

之后，北京的行政官制和社会治理交由恭亲王奕等心腹大臣总辖。素无大志和退敌良策的奕等人只好屈膝求和，签订了（1858）《天津条约》和（1860）《北京条约》，沉静思考当时的紧迫情况，则不能全怪他们，他们法律领域的近代化改革仅仅进入了初级探索阶段，且对国际交往和国际法制只停留于初级水准。

自此战争后，清廷失去了改革图强的千载良机而输得一败涂地，龙兴之地的京津地区也遭到列强毒手，饱受联军摧残的圆明园已成为了一片废墟焦土，每一块被沧桑磨损的砖石时刻诉说着列强的历史暴行和无限罪恶，历史的天空仿佛被覆上了一层洗不尽的风霾灰垢。

自此，中国守成大国的原有地位也被撼动，仅剩的那点尊荣被西方殖民蛮夷们无情地掳走，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被蛀满虫洞、虚有其表的空壳，齐家治国的儒派思想也在时代碰撞中沦为了脆弱糟糠。从南到北，从经济到政治，列强对中国的重重施压围困犹如一条冰冷黝黑的锁链，禁锢着中国的发展，直至这把锁链生锈，锈到中国人民如困兽囚鸟一般习惯于平静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