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在捍卫电影 -

电影产业需要专业性舞台持续“发声”。

文/庞宏波

为什么我们去看电影？

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发展高峰论坛上，杨枫在发言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当天那场论坛的受邀嘉宾里，杨枫可能是资历最浅的那个，作为一个青年导演却提出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疫情对于全球电影产业都是一次重创。2020年全球电影票房下降了72%，中国电影市场凭借着高度互联网化的特征率先复工，成为了全球恢复最好的单体市场。但是疫情对于电影产业所造成的影响，是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

就今年而已，春节档让整个产业看到了中国电影快速复苏的能力。但是下半年，疫情的反复和其他自然灾害又让整个产业的发展势头产生了波动。所以，对于当下的电影产业而言，需要一个契机来传递声音。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场中国电影发展高峰论坛，无论是参会的嘉宾还是讨论的话题都完成了这一使命。在复盘这场论坛中，许多观点可以拿出来反复的讨论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论坛本身来说，这是电影产业的一次“发声”，而从北京国际电影节来说，这场论坛像是“排头兵”，预示着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更加专业且有力的内容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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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主旋律”—

必须正确看待主旋律作品。

如今，主旋律成为了国产大片的支柱。一是主旋律国产大片几乎集结了整个产业最优质的一线资源，在任何一个评价维度上都占据着优势；二是在疫情造成严重片荒的情况下，主旋律国产大片承载的市场责任更重；三是放大时间尺度，如今的主旋律作品密集出现是一个必然。

中影集团的副董事长，中影股份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在谈及主旋律作品的创作时，对主旋律作品的产业变化进行了总结。

傅若清认为，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的时候，这种主旋律创作当时本质上还是一个企业行为，而从《我和我的祖国》到现在的《我和我的父辈》，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举国之力。集行业所有资源，以及不能说是某个公司的作品，是行业共用、共享资源。

也正是因为2019年主旋律大片新的特点，形成了如今的市场态势。主旋律作品突然井喷，开始成为各大档期的“种子选手”，原因就在于集齐了整个行业最优质的资源，这是主旋律作品能够成功的“外在原因”。

在一个相对较长的主旋律创作周期里，这种集行业优质资源为一体创作主旋律作品可能依然是一种常态，未来多个头部档期依然会出现主旋律大片。

这两年主旋律大片能够成功的“内在原因”，还是要回归到制作本身。《我和我的祖国》之所以能够在当年国庆档夺冠，原因在于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历史碰撞赢得了普通观众强烈的共鸣。在内容上的创新，让观众不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主旋律大片。而除此之外，很多主旋律作品都在内容上求“新”。

黄建新表示，《长津湖》在筹备期，曾经用一年的时间讨论“保家卫国这个家的抽象概念怎么样具体化”，为此也征求了很多人意见。同样，在黄建新导演参与的《1921》里，主创也在极力思考“这些人当年在寻求什么”，从而将自己的思考和普通观众的思考进行结合。

在电影创作的母题上，主创并没有因为是主旋律而丧失探索，而是极力的寻求创新。此外，《铁道英雄》的导演杨枫表示，《铁道英雄》在筹备期也是无意中接触了一些史料，发现没有组织叫铁道游击队，它真实的称呼是八路军鲁南大队，铁道游击队是一个小说，不是部队的番号。所以决定摒弃原来的故事，开始进入到历史里面去提炼。

主旋律大片在内容上所做的努力和创新，可能并不能每次都成功和大众产生共鸣。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旋律大片在头部档期的常态化必然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在北影节中国电影发展的高峰论坛上，能够看到的是主创对于主旋律大片求新求变的渴望，在主观意识上依然保持着艺术创作最本能的探索，而并没有因为主旋律作品井喷而进行模式化创作。

2

—“捍卫”电影院—

要想清楚“为什么我们去看电影？”

杨枫提出的这个疑问，实际上非常需要当下整个产业的思考。但这个思考是要跳脱出产业内部的逻辑，而是站在一个普通大众的视角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去看电影？”只有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才能在制作上满足观众的需求。

当下疫情对于整个电影产业最大的影响在于观影人次的流失，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足够带动市场热度的内容，导致观众观影热情不足，从而减少进入电影院的频次；另一方面在于其他娱乐消费形势的崛起和习惯的养成，导致观众对于电影消费本身的需求减弱。

在这场中国电影发展的高峰论坛里，“捍卫”电影院是一个关键词。而如何捍卫，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提升电影内容的多样化，二是通过技术提升“仪式感”。在现有的产业模式下，这是能够让整个电影产业快速回血最快的方法。

光线传媒的董事长王长田表示，电影产业的核心就是电影，如果没有电影项目其他环节都将不复存在。所以，一个电影公司的使命就是制作好的电影内容。在论坛上，王长田详细介绍了光线传媒三个内容版本的布局，一是重点题材、重点项目的制作；二是常规的市场制作，探索新的类型、题材。在这一部分，王长田表示目前公司大概有60-70个电影项目在不同制作周期；三是动画电影，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可能动画电影会早于真人电影。所以，光线目前已经筹划了20-30部动画片，每一部影片的制作周期长达四五年，所以这些影片在未来20到30年的时间会陆续制作完成。

其实从光线传媒在内容上的规划，就表明了一家成熟的主流电影公司在内容制作上的层次感。而一个商业电影市场，自然需要保持电影内容的多样化来满足观众不断变化的内容需求。

另外，中影集团副董事长傅若清和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都认为，中国电影想要在2035年从电影大国成长为电影强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只不过傅若清认为的技术，聚焦在拍摄技术和放映技术上。在拍摄技术上，华人导演李安此前通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及《双子杀手》，反复实验4K 3D 120高帧率的高格式影片。为此，李安在好莱坞甚至为此建了一个实验室，而这种高格式影片目前在全球电影制作中都是领先技术。此前华夏电影为了放映这种高格式影片，推出了CINITY影厅。

傅若清认为电影发展了一百多年，在技术迭代上明显落后。如今，整个疫情让全球电影产业格局开始重塑，中国电影是时候可以引领倡导技术提升，从而捍卫走进影院的初衷。

龚宇则将“技术”放大在整个产业链上，通过技术赋能来提升整个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例如对财务数据的可预测性；制作流程的技术控制；虚拟拍摄等硬科技提升。

而在随后发言的薛晓路导演则表示，疫情后作为创作者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在于电影院观众的变化和分流。尤其是流媒体平台崛起以后，对于一些影片观看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一些宏大叙事和高规格、高投资、大场面的电影实际上只能坚守电影院这一放映渠道才能产生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想要让观众回到电影院需要维持电影的“奇观感”以及保持它的社交性。尤其是今年开始破圈的剧本杀和密室逃脱，让薛晓路认为要提升参与感和讨论度，增强共情性是留住“人”的核心。

3

—产业“自救”—

产业“自救”的根本，在于意识的觉醒。

尽管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复工在全球取得了领先地位，但是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仍然需要整个产业努力提升来积极应对。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如今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由于“片荒”的难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且观众的分流和其他娱乐消费习惯的养成，对于电影都是很强的冲击力。

所以，整个电影产业想要“自救”，首先是内部的意识觉醒。除了提升自身内容的竞争力之外，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尽可能保障产业的健康运转。

在北影节这场中国电影发展的高峰论坛上，参会嘉宾也是提出了诸多观点。光线传媒的董事长王长田认为，整个产业需要贯彻《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落地实施，从基本的法规层面对整个产业对发展进行保障。

而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则将目光放在互联网和电影的结合上。龚宇表示互联网行业和电影行业紧密结合了将近20年，实际上在播出方式上已经有了颠覆性创新。随着科技发展，流媒体平台的视频体验越来越好。尤其是疫情之后，整个行业开始谈论KVO模式，电影在互联网类似于电影院单片颠簸的方式是比较看好的。龚宇认为从广义上来看，电影院和流媒体平台之间存在竞争，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随着整个市场的发展，两个渠道各自适合的电影会逐渐分化，会形成不同的电影市场，这只能利会大于弊。

事实上在好莱坞，态势可能相对更加明显。Netflix和亚马逊这样的纯流媒体平台，疫情前大量接收了在好莱坞大制片厂被“遗弃”的大导演主导的剧情片，而这些影片却是大导演艺术创作自由的一个体现。不少影片在流媒体平台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但这些影片的确在“宇宙大战”和“视听大片”为核心战场的大制片内变得非常边缘。

所以，对于全球电影市场来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升，流媒体平台不断崛起之后的确可以承载部分在播出渠道上相对不敏感的电影。从大趋势上来看，电影线上线下模式的并存，互联网和电影院的共生是一个长期共赢的态势。

在整个市场需要“发声”来引领行业前进的时候，北影节的这场中国电影发展高峰论坛的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各个方面对于疫情后中国电影市场的复盘以及对于未来产业趋势的展望，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对于北影节来说，高峰论坛在产业内因为自身的“专业性”获得认可，也充分说明北影节在自身影响力上的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