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便衣警察》推出以来，在三十年的时间中，更为类型化与风格化的涉案剧集被不断推出，题材来源与表达尺度被不断放大，正邪的分界线渐渐模糊，而在这其中，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书写以及对真相、人性的不断探寻从未改变。

作者｜杨睿琦

“合同你也可以不签，你够硬吗？”

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猛踩油门，在拒签合同的人腿上生生碾过。2021年热播剧《扫黑风暴》中的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18年前同样热播的《征服》里，同样由孙红雷饰演的“狠人”刘华强。

同一位演员所饰演的角色人物背后的形象变化，也是中国涉案剧三十年来的多角度变化。不同时代下的影视工业体系作用于其间，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截然不同的具象表达与独特气质。

我们以时间为轴线，以1987年《便衣警察》首播为起点，还原和展现这三十余年间，国产涉案剧的尝试探索、发展阶段与历代创作者们的“方法论”，发掘这其中的属于中国社会的某种“变与不变”。

01｜情感

“你看一页纸，如果你觉得还能继续往下看，你就看第二页，看完一章， 如果你觉得看不下去了，你再还给我。”这场对话发生在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内，说话的人叫海岩，他怀里抱着的一厚沓纸，是四十七万字长篇小说《便衣警察》的手稿。

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编敲开了海岩家门，表示《便衣警察》已通过三审，准备正式出版。

来自于海岩亲身经历的《便衣警察》，一经出版便倍受追捧。1987年，同名电视剧正式推出，拿下公安部首届金盾影视奖、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等多重奖项，主演胡亚捷在获得第二届电视十佳演员的同时，也第一次被称为“岩男郎”，火速蹿红。

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也同时拉开国产“涉案剧”的发展序幕。在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便是让打造“海岩剧”成为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一方面来自海岩作品的“文学性”。自《便衣警察》开始，在海岩的前期作品中，“人”不断被进行文学放大——“理想化”与“悲情化”成为塑造人物的主要途径，在海岩的首部作品《便衣警察》中，周志明成为第一个被进行理想化塑造的人物形象。在随后的《死于青春》中，这种“理想化”与“悲情化”被不断渲染，最终成为“悲壮而神圣的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通常通过“集体”进行塑造与表达，以传递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忠义”价值观。

随后，海岩在剧作意义上进行了一次自我变化。理想化的“英雄主义”开始以现实主义、个性主义为主导，而情感关系的塑造，让“人”变得更为立体、形象、现实——警察也开始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而刻板形象，游走于道德与情感的微妙边界——“爱情＋案件”的叙事模式，逐渐成为“海岩剧”的独特标识。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那些年代里“海岩剧”：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产生情感纠葛，甚至深入敌方，但在彼此纠缠、斗争的过程中，并未被同化或改变，而是坚定信念，最终被淬炼为真正的“人民战士”。

这种成体系的、“主旋律”叙事模式也更为符合观众与主流的双重态度——观众希望在涉案剧中看到更具情感性的“人”，官方也希望突出警察的正义、果断与勇敢，而这二者在海岩剧中得到统一。

“我的小说往往在借爱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命运、道德观，在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渺小，以及不被人重视的无望。”海岩也认为，“情与法的纠缠”，始终是大众电视与通俗文学吸引眼球的核心话题与重要手段，而在“纠缠”之中，不变的是对“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主旋律表达。

在另一方面，从制作端考量，专业的制作机构与团队的出现，也为“海岩剧”的走红提供助力。

八十年代末，王朔牵头成立“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这个集结莫言、史铁生，朱晓平等著名作家、编剧的文学创作室里，海岩第一次听到刘燕铭的名字。

时任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制片主任的刘燕铭，正在试水影视制作业务，《便衣警察》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口碑前置，让刘燕铭有了充足的信心，他拉来郑晓龙共同投资，由赵宝刚担任导演，姜文负责监制，共同打造电视剧《永不瞑目》。“这个电视剧班子，可以说是中国最‘绝’的电视剧班子。”，刘燕铭曾经回忆道。

“《永不瞑目》拍摄前我们就知道会‘爆’，电视台剧本的时候所有人都喜欢的不得了，电视台抢着买，还没有拍完这个戏就已经卖完了。”

在延续了前述的戏剧模式之外，《永不瞑目》也很注意对于男女演员的某种选择，这都使得它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海岩剧”之一。在全国包括拉萨、桂林、洛阳在内的22个城市内辗转拍摄，前后共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之后，这部剧最终在八家上星卫视的黄金时段同时播出，收视率高达6.1，打破了《还珠格格》第一部创下的收视纪录。

剧中“肖童”的扮演者陆毅，不仅凭借《永不瞑目》一炮走红，成为新一任“岩男郎”，更是被导演赵宝刚称赞为，“大陆有了自己的偶像”。而海润影视也由《永不瞑目》开始，从广告业务逐渐转型，随后与海岩联手打造《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经典剧集，让“海岩剧”的名声红极一时。

02｜标准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播出的前一年，《中国大案录》正式播出，这部讲述“沈阳3.8大案”、“开封9.18大案”等大案的百集电视剧拍摄于1994年，导演叫做高群书。

这是高群书制作“涉案剧”的一个起点，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也意味着国产“涉案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峰——“人”的特性依旧被强调，与此前不同的是，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联被加强。

为了拍好这部100集的纪实风格长剧集，高群书开始对真实案件中的罪犯、受害者进行采访，并与编剧沟通，进行大案要案的前期筛选。在这个漫长的起点中，高群书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真实”底色——在后期的影视创作过程中，高群书始终认为，“我的作品必须真实，不真实不行。”

高群书从新闻专业出身，他所认为的真实，一部分来自于生活与文学，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体验”与“采访”——“你要进入一个环境去体验和采访，是需要门槛的，没有进去的时候你是把握不了的。”

在拍摄《命案十三宗》时，高群书与摄制组来到监狱里，对十三宗命案的凶犯前后共做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电视采访记录，“我和方方找一台机器，把犯人的采访全都录下来，准备之后再创作。”

这些还原罪犯犯案的动机、心理及作案过程的采访片段作为一个部分，与电视剧情节有机结合，从而成为完整的电视剧叙事主体。

“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我已经有了电影意识，也做了好多实验。”高群书以电影意识做电视剧的另外两个维度，一种是镜头语言，另一种则是叙事结构，前者见于《征服》结尾的镜头设置，后者则见于“猴皮筋叙事法”。

在经典电视剧《征服》的结尾，警察将黑社会头目刘华强团团包围，警察在小区对面的楼房里监视刘华强，而刘华强又通过自己屋内的窗户，偷看小区是否有可疑之处。这套多组镜头以警与匪的双视角进行对切及反复剪辑，戏剧张力被极度扩大。

“猴皮筋叙事法”则服务于高群书的“悬念”制造——指一个戏剧高潮过去，往下一个高潮推进的时候，故事就像一条猴皮筋被慢慢地拉长，然后又被迅速地放回来，接着继续拉长，再一次放回来，来回三次才到下一个高潮。

叙事技巧之外，“人”在高群书的作品中，被置于同样高度——在他看来，涉案剧如果要做得好看，“人”必须要真实地发挥作用——被表达，被剖析。

“我喜欢人物，关心剧中的人物是否有意思，有价值，以及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可启发的东西。”，“涉案剧”中的人物塑造，通常牵涉两极性的讨论——海岩以感性情感作为注入，润滑正反两派对立的边缘，而高群书则将人物从故事中抽离，放置于社会与时代的大环境下，以纵深向探讨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命案十三宗》中的十三位死刑犯讲述的命案故事，高群书自己用“科恩兄弟的电影”来形容——“所有的故事挺像科恩兄弟的电影，虽然没有科恩兄弟的那么狠，但它们的基本脉络大体相似。”——“简单的关系中，人们因为小事发生口角，或者大家打麻将，或者夫妻俩闹别扭，可恰恰是因为这种情绪，或者社会环境的压力，导致每个人的想法不断地纠结，坏情绪不断积累，最后拔刀相向。”高群书认为，“过程是基于现实延展出来的脉络，也是极其现实的极端化表现。”

在拍摄《命案十三宗》时，高群书曾提出一个概念——“中国式犯罪”——“那时候采访全国各地大案要案，就发现‘中国式犯罪’特别有意思。”

这种“中国式犯罪”，首先建立于“人”的属性之下，“罪犯与警察首先都是人，只是身份和立场不一样，散发的魅力也就不一样。”高群书喜欢“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底座”——以“警察”为代表的“模范人物”，与“罪犯”为代表的“小人物”，其人物底色相近，并彼此交织，在表达角色的同时完成对社会的认知——通过塑造“普通人物”，完成对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反映与刻画。

2003年，高群书推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征服》，剧中由孙红雷饰演的黑帮头目刘华强，在播出近20年后，依旧能以“买瓜”、“开枪”等片段走红于社交网络，由此引申出来对刘华强性格的讨论甚至延续至今。

高群书将孙红雷演的刘华强和石兆琪演的警察徐国庆，设置为传统的警匪对立二极角色，在高群书的理解中，刘华强与徐国庆是“两个对等的人物”——“他们的能力、智商甚至善良程度都是一样的”。刘华强在剧中会当街杀人，也会对给自己递上热水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感谢。而之所以二人成为一警一匪，是因为“他们出身不一样，生活轨迹不一样。”

在剧中，高群书将刘华强的堕落、毁灭给予充分的书写空间——穷苦的出身，让刘华强学会用拳头解决一切，“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要想不被别人欺负，能靠什么呢？恨，拳头”，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挣扎，让刘华强被迫从小人物成为黑社会大哥。

在一篇回忆访谈之中，他说道，“两个人都是石头，刘华强是茅坑里的石头，而徐国庆是台面上的石头，但他们的硬度都是一样的。”

03｜系列

再次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为坐标原点。后一年，一部叫《警坛风云》的涉案剧正式播出。这也是导演徐庆东与主演王茜、李成儒的首次合作，而这次合作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系列化涉案剧——《重案六组》的“先声”。

与海岩合作期满的海润影视将目光投向了徐庆东——北京电影学院出身，曾多次指导悬疑电影、缉毒题材电视剧的“学院派”导演。“徐庆东导演当时给北影厂拍了十部电影，没有一部赔钱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片导演。”《重案六组》主演王茜这样回忆道。

徐庆东的加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速了国产涉案剧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一方面来自于制作手法的流程化与专业化，另一方面则依旧来自于对国产涉案剧中“真实”的追求。

和其他系列电视剧不同，从《重案六组》第一部到第四部这十余年的拍摄过程中，徐庆东坚持只带一个摄制组进行拍摄，没有分组。

“《重案六组》每一部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徐家军’——我们这个团队共同创造的。”王茜在自传《我是季洁》中这样写道。“徐家军非常强悍，我们就像大公社一样生活，每天除了拍戏就是谈剧本，徐导是一个太有凝聚力的人。”

在前后十余年过百集的内容中，80%的个案都来自于真实原型。王茜同时也担任编剧、制片工作，她一直在积累素材，“我每天都锁定中央十二套，看《第一线》、《天网》、《法治视界》，好的案子必定记下来，但最终十个案例能用上一个就不错了。”

演员们也需要与刑警们同吃同睡，甚至共同参与破案，切身体会刑警办案的全过程。“如果你真的不跟刑警一块滚，一块战斗，一块吃，一块睡，你根本就是一个表皮。”，饰演“老郑”的演员张潮说道。徐庆东有一种骄傲，“六组的风格，别人学不来。别的剧组能和警察一起去抓毒贩吗？”

区别于以罪犯视角进行表达的《命案十三宗》和以警察的视角进行标准化叙事的《便衣警察》，以“一集两案”的单元剧形式进行展开的《重案六组》，选择以警察侦破的角度进行拍摄，“没有对手，没有犯罪过程，这对电视剧来说是很难拍摄的，我们也经常走进死胡同。”徐庆东这样认为。

当传统两极化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徐庆东将人物重点置于“警察”的群像塑造之上。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恰到好处的幽默”成为《重案六组》的一种特色——“海岩剧”中的警察可以“悲”，《重案六组》里的警察可以“喜”——这是“涉案剧”经过多年发展以来，警察形象更为“人性”的一个进步。

在2010年上线的《重案六组4》中，这种进步则体现的更为明显——警察会喝警民联谊会上剩下的十几箱饮料，喝完之后把易拉罐捏瘪，再扔到隔壁林业局楼的房顶上。老郑在会上一边说“什么素质你们？”，一边把易拉罐收好，让警察们一人五个带回家自行销毁。

荷枪实弹的场景比重，相比于前三部也在不断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生活气息”的表达。在《重案六组4》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家庭暴力、虐待儿童、教育不均、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开始成为案件的元素之一。

这种改变也从侧面反映出涉案剧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困境与难题——《重案六组》当年的热播，也导致了一种改变的产生，而这种改变最终也作用于未来的涉案剧——2004年之后，涉案剧不得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播出。

04｜变化

《重案六组4》结束后的第四年，网剧《心理罪》横空出世。这是五百导演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爆款作品，“我从13、14年就开始做网剧，这是完全划时代的一个东西。”

以2015年上线的《心理罪》为横截面进行观察，网络时代下的涉案剧无论是前端操作、制作手法、内容设置抑或审查制度，从里到外都展现着区别于以往的新鲜气质。

经历了前期的“野蛮成长”，“网剧”逐渐走向“高品质”的背后，代表着互联网、观众、科技、以及观影模式的逐渐成熟，“反供求”的关系开始形成——“剧的质量只能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五百说道。

区别于一度盛行的“IP为王”的制作思路，在涉案剧的题材及内容选择上，五百并不看重“IP”的权重——“我改编《心理罪》的时候，雷米的书已经出了很多年，剧火了之后，他的书又加印，所以剧火不火和IP没关系。”

采用原创剧本与真实案件改编的《白夜追凶》与《扫黑风暴》的热播，再次印证五百的这一制作逻辑。而对于涉案剧中的重要角色——“人”，五百选择了较为模糊、游离但同时又更接近人性本身的设置技巧——“以‘非体制’的身份与体制内的公安形象保持一定距离”。

《心理罪》的方木是犯罪心理学学生；《白夜追凶》中的哥哥关宏峰曾误杀队友，弟弟关宏宇则同时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扫黑行动》中的李成阳曾为警察，亦正亦邪。

这也直接打开叙事的另一层结构——涉案剧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与犯罪分子的两极化设置，人物逐渐行走于“中间地带”，复杂性与可看性更为浓重。

五百习惯为“人物”找“故事”。在拍摄定妆照时，五百“鬼使神差”地让“大江”拿上一个“坑坑洼洼，掉漆又有点磨痕”的粉色保温杯，“他这样的人，拿上一个粉色保温杯肯定有故事”，随后，在拍摄过程中，五百以粉色保温杯开始，为观众缓缓展开一段大江与邢凡的感情线。

“五百风格”的镜头语言则从艺术形式上，继续作用于涉案剧中“人”的塑造与表达。在《扫黑风暴》的第四集中，导演五百大胆地使用主观镜头以及闪回等叙事手法，“完全是站在李成阳的视角上进行拍摄，用了很多艺术镜头，比如左右模糊晃动的手法”，将李成阳面对马帅生死未知的痛苦、摇摆、失落的内心情感，通过镜头得以传达。

“马帅之死那场戏，所有的镜头处理以及运镜，都是不一样的。”五百说道，这段不到五分钟的戏份，五百足足拍了三天。

从《白夜追凶》到《扫黑风暴》，开篇使用长镜头似乎也成为导演五百的个人风格。《白夜追凶》第二集中将近七分钟的长镜头，由伸缩炮加20米轨道组成，同时调度九位工作人员，耗时一天才完成。

在《白夜追凶》上线之前，五百想将这场重头戏挪到第一集，最终经过多方考虑，最终放在第二集开场，“只要观众能看完第一集，他一定会看第二集，第二集只要看了开头，就一定会‘入坑’。”

网剧拥有过的一些题材红利也逐渐结束，《白夜追凶》在剧本阶段就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进行合作，进行把关。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剧本医生，为涉案网剧提供更为专业、细节的指导与校正。例如，周巡介绍赵茜的原台词为，“她是公安管理系的研究生”，被纠正为“她是刑警学院的研究生”；高级警官（三监以上）本应是白色衬衣，在拍摄时穿成了蓝色，后期也被公校正。

《白夜追凶》也开启了网剧时代下关于审查的“新定义”——拍审双方共同打造更为专业化、类型化的涉案剧。

2020年3月，五百加入《扫黑风暴》剧集拍摄，“6月，我们推翻前面所有的剧本重新来。”，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高级总监、《扫黑风暴》总制片人李尔云向《三声》表示，《扫黑风暴》自筹备阶段开始，就与中央政法委、湖南政法委等地方政法委展开合作，后者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李尔云表示，在前期筹备环节中，中央政法委、湖南政法委等地方政法委为《扫黑风暴》项目组提供真实卷宗等支持，还在剧本阶段、拍摄阶段、后期阶段与导演组、制片组保持着沟通，并不断打磨，校正细节，“为整个创作过程提供了足够多的保障。”

而在拍摄过程中，李尔云也透露，政法委的工作人员也会“一集一集帮我们顺”，而五百导演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职级、称呼等细节问题，也会及时与政法委的工作人员沟通。“整个拍摄过程是双方共同参与下来的，不存在我们拍完全片，再进行审查的情况，《扫黑风暴》是我们共同创作下来的。”，五百说道。

而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天璇工作室负责人、《扫黑风暴》另一总制片人黄星向《三声》表示，《扫黑风暴》需要兼具“使命感”与“价值感”，在兼具网感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进行新时代下“主旋律”的书写表达。

由此，也可以窥视国产涉案剧十余年来的发展走势——从以正邪两派的对立、纠葛表达英雄“人物”，再到如今更为专业、也更加“主旋律化”的表达。其中变化的是一代又一代不同的创作者对于涉案剧的不同思考与实践，而在其中不变的，则是创作者们对于对社会正义与人性复杂的不断追寻叩问。